“哎，有話好好說，起來，快起來！”洪濤讓警衛(wèi)將葉成相扶起來坐好，然后道：“說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等葉成相剛說了沒幾分鐘，洪濤的臉色就變得有些難看,他讓葉成相先停下，然后對身后一名警衛(wèi)道：“你去請鄧將軍和王將軍來一下，就說是很重要的事?！?br/>　　
　　那警衛(wèi)剛要走，洪濤又叫住他道：“把江藩和鐘懷也找來，讓他們聽聽?！?br/>　　
　　過了十幾分鐘，鄧飛和王遠方等四人都來了。洪濤簡單做了介紹后，便對葉成相道：“你從頭說?！?br/>　　
　　“是！八年前．．．．．．”
　　
　　隨著葉成相娓娓道來，一件比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制造的“紅溪慘案”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慘案,呈現在了三人面前。
　　
　　當年在西山起義期間，非但安南全境的百姓深陷其中，連定居或流寓越南的華商也不能置身事外，都被深深卷入了這個漩渦。他們因自身認知與際遇不同，或是個人利益所系，分別選擇了新阮、舊阮，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773年的時候，廣南有個福建華商叫李才的人，組織了一伙叫“和義軍”的人馬投奔到西山軍旗下。他手下的這支人馬里，不是福建人就是廣東人。華人軍隊的加入使西山陣營如虎添翼，新阮勢力迅速由歸仁北上，向舊阮的統(tǒng)治中心擴展。在此過程中，“和義軍”和另外一支華人武裝“忠義軍”對西山軍取得關鍵性戰(zhàn)役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不過隨著戰(zhàn)功越多，李才和阮文岳--西山朝第一代皇帝之間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調和。兩年后，雙方終于爆發(fā)火并，李才便帶著“和義軍”轉投舊阮陣營,搖身一變成了舊阮陣營中的重要人物。
　　
　　誰知僅過了一年，李才因為卷入了舊阮的宮廷權力斗爭被殺,殘留下來的部分“和義軍”分別由華人陳鳳和陳公璋率領，繼續(xù)留在了舊阮陣營。
　　
　　重頭戲來了！
　　
　　1782年，陳公璋率領“和義軍”在嘉定附近的參良橋與西山軍大戰(zhàn)，斬殺阮文岳的護駕大將軍范彥。阮文岳痛失左右手，又因為“和義軍”都是唐人，且嘉定華商都是支持舊阮的，于是便命令手下，不問那些人是不是支持西山軍，也不管是兵還是商，一并斬殺。
　　
　　這場大屠殺在另一時空史稱“西貢大屠殺”，華人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一萬人。從嘉定到柴棍，尸橫遍野，尸體被西山軍拋入江中，河水斷絕。乃至過了幾個月后，依然沒人敢吃江里的魚蝦。
　　
　　當時所有華商家里的貨物都被抄出扔在路上，然而這些沾滿鮮血的東西誰也不敢撿。到了第二年，因為嘉定華商死絕，無人販運貨物，粗茶漲到了一斤八貫錢，一根針一百個錢。
　　
　　“小人的大哥,一家四口,都被西山兵殺死，拋入江中。因城內華商盡數死絕，小人和父親直到幾個月后才知曉。雖經多方查找，然大哥一家的尸骨已是沉入江中，被魚蝦所食，再難收斂。八年來，老父寢食難安，每每思之，捶胸頓足，夜不能寐．．．．．．”
　　
　　葉成相說到最后，已經是嚎啕大哭。
　　
　　鄧飛、王遠方和洪濤聽完葉成相的講述，臉色都變得極為難看。三人來本時空也六年了，早些年要是聽到這些事的話，雖然不免同情，但總有種疏離感，就像隔著一層薄膜。而隨著同這個時代的融合度越來越深，那層“薄膜”也逐漸被剝離。這種感覺在所有穿越眾里體會最深的，其實是陳青松和洪濤兩口子。
　　
　　陳青松自不必說了，他和他手下的人天天都要和流民打交道；而洪濤兩口子則是常年深入到流民中間，治愈了無數人，親身目睹過那些人的苦難，從最初的旁觀心理，到后來越發(fā)的感同身受。
　　
　　此時他摘下眼鏡擦了擦眼圈，低頭沉默了一會，口中喃喃道：“我他媽就不明白了，怎么這年月是個阿貓阿狗的就能屠殺中國人？這都叫什么事啊！”
　　
　　雖說在座的眾人都聽說過萬歷年間西班牙在呂宋屠殺殺華人，乾隆六年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的大屠殺，不過因為時間太久遠，即便是憤怒，也只是那種看到歷史往事的憤慨。
　　
　　葉成相作為“嘉定大屠殺”的親歷者，他的敘述讓人如同身臨其境。八年的時間并不遙遠，更何況為惡者西山政權就在眾人眼前。
　　
　　之前不住嘆息的鐘懷此刻語帶哭腔道：“乾隆六年是爪哇，四十七年是安南，朝廷就眼看著自己的子民被人屠戮？！兩廣總督和廣西巡撫都是干什么吃的？！”
　　
　　江藩面帶譏諷的神情冷笑道：“保岐，到了今天你還不明白嗎？去國離鄉(xiāng)之人在他們眼里那就不是人！何況還是漢人。某就不信，要是死了一萬個滿人，你看韃子皇帝急不急！”
　　
　　如果說兩人之前對北海軍用先進武器將西山軍打的尸橫遍野還有些不忍，那么現在已經是蕩然無存了，甚至后悔殺的實在少了。
　　
　　實際上不管是明代還是清代，封建王朝無不是堅持唯我獨尊的大一統(tǒng)思想，動輒以“仁義撫邦”，將海外謀生的僑民視為“天朝棄民”，一副傲慢無知的派頭。
　　
　　萬歷年間西班牙人在呂宋對華人進行了大屠殺后，時任福建巡撫的徐學聚只是給西班牙人發(fā)了一份《報取回呂宋囚商疏》的官樣文章而已。里面的內容雖然斥責西班牙人“蠻夷無行、負義如此、曷逭天誅”，可也同樣提到“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br/>　　
　　看到“強大”的明帝國居然如此態(tài)度，西班牙人自然更加視華人如豬狗，之后在康熙元年再次大規(guī)模屠殺華商，兩次屠殺前后死難者超過五萬。
　　
　　而在乾隆六年的那場“紅溪慘案”發(fā)生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才被福建水師提督盤問從爪哇回來的商船后獲悉。然而不論是那些提議禁止南洋貿易的官員還是反對者，對海外僑民都是仇視態(tài)度，誰也沒有考慮一萬多遇難華人的利益。
　　
　　事件發(fā)生兩年后，經議政王大臣和各地督撫反復討論，清廷最終采納了時任兩廣總督慶復和兩江總督德沛的意見，認為“紅溪慘案”中被殺的華人都是自棄化外之人，且荷蘭人已有“悔懼之心”，允許其照舊通商，以廣大清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至于“嘉定大屠殺”么，在另一時空中滿清的所有史料里就根本沒有記錄，片字皆無。以滿清的尿性，處不處理另說，兩廣總督或是廣西巡撫如果聽聞這樣的事，肯定會發(fā)奏折稟報。
　　
　　可以很肯定的說，西山朝在大屠殺發(fā)生后，一直極力隱瞞，因此并沒有傳入滿清君臣的耳朵里。
　　
　　在另一時空的歷史上，“嘉定大屠殺”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在安南官方編纂的史料中顯露端倪。在阮朝國史館編纂的《國朝正編撮要》中，用了92個字簡單概括；而在《嘉定通志》中則用了150個字，算是描述最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