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錢理群先生

    錢理群先生是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長幾十歲，我們之間的“隔”已不止一兩代，和他共處卻沒有絲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錢理群恰似一個天真爛漫的孩童，喜歡攝影、觀光，滿面春風，你感覺不出在他身上曾經(jīng)凝聚過那么多的曲折與苦難。這種性情在外出旅游時尤見分明。

    1年、8月間，我們同去內(nèi)蒙參加一個筆會，順游巴音錫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氣清新，綠草肥美，不幾步就可以看到一個“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內(nèi)地叫湖，只不過比通常所見的湖一點，約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圓整、素樸，多數(shù)毫無人工斧鑿的痕跡?！昂Ｗ印彼娌淮笠膊簧?，只是斜坡很長，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潔而明亮。坡上到處盛開了野花，散走著高頭大馬。

    這時候你就看錢理群吧，他那菩薩樣開闊、高聳的肉滾滾的額頭上，全都放射起榮光，歡笑著跑上前，躬腰蹲身，舉著他的相機到處瞄，每拍上絕美之景，就。陜活得咧開嘴直打哈哈，聲稱自己拍到了“傳世之作”到離開時，他向我們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膠片，其中的“傳世之作”起碼有五件

    當時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個蒙古包里。他牽掛著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將它拍下，讓我天不亮四點就叫他。我起不來，主要是害怕醒不來，誤了他的大事這個責任可擔負不起。但我身上帶著的呼機恰好派上用場，就給他定了時，四點太早，定四點半吧。

    調(diào)好以后，又叮囑他自己聽著些，誰醒了叫一聲，別給耽誤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繞自己的一個問題拿出來向他請教。

    這個問題就是，我覺得“精神勝利法”在許多情況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傳里所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時候不免會處于暫時無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戰(zhàn)勝它，就得學著將它置之度外，起碼要學著從精神上“壓倒”它，以便無視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對更大的挑戰(zhàn)，埋下頭來，努力成事，徹底擺脫境遇之束縛如果不從精神上“壓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盡力而為了

    考究其實，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嗎

    我把這個問題拿出來和錢先生一起探究，最終他也沒能給我一個明晰、可信的回答?？峙滤麖奈聪脒^，驟然提出來，匆忙之間不可能講解清楚。

    這件事時時縈繞我的腦海，至今我還是不變初衷，依然堅持許多人包括許多大學中文系教授對阿q正傳的解讀很大程度上是在牽強。

    談話之間，不覺就到午夜，凌晨還得看日出，我們不敢再談，都放身睡去。誰知呼機凌晨只把他一個人鬧醒了，到現(xiàn)在還在沉沉入睡。他輕輕起來，獨個兒悄然而出。據(jù)走出去好遠好遠，天總是不亮；而臥，在濕漉漉的草地上寐了一刻。

    我一點也未聽最后，他和衣等東方發(fā)亮時，他又醒過來，迎著太陽出來的方向猛走，一直走進陽光的深處。他那種感覺實在很美當然少不了要拍幾張“傳世之作”

    聽著他愉快地唱經(jīng)，我當時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對他，倘使那時候來一條惡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蹤，恐怕整個北大都會轟動如果你再留下點與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兒搏斗的痕跡，那會給我們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這一次的意外免過，他還是難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來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風不，草原日間、夜間的溫差很大，穿著薄衣，一個人悄悄地來到水邊，涼氣逼人；坐下去默默靜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蟲兒、動物們低吟淺唱，仿佛參與著你的思想，心情便隨著這派水光和鳴唱散開、融化，變作了空空茫茫。這時的你，是在和宇宙對語，心心相系

    這樣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過來幾個人，腳步聲打破了空中的靜謐。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認不出都有誰，仔細聽聲音，知道其中有錢理群。

    他能來這里，大概也是聽“海子”邊的月景難得，一定可以再拍幾張“傳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邊就忙活開了，擺弄起相機。為了取個好景，他不斷調(diào)試著，不知覺間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滿意，再向前跨出去，誰料一腳踏進河中，陷了進去。身旁的人大叫著拉住他，他的鞋襪、褲管已濕透了

    這算是他想留下幾件“傳世之作”付出的代價相對于社會所予的來，這樣的付出也許不值一談。

    臨走時，錢先生在花草中間一匹馬的身后住，仔細端量著，想為那匹馬照一張相。我們在一邊直笑，戲謔地，錢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馬”

    十年前，我還在中學讀書，精神上面臨總崩潰，那時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魯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幫助我艱難地維系處于風口中心飄搖不定的光點。我知道它極其脆弱，隨時能被惡風撲破，但從不死心，對現(xiàn)實一個勁兒地“不”。這聲“不”早在0年前先生就已講過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尋答案與方向，便集了所能見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觸類旁通地，連帶著又看了許多研究他的專著。其中最讓我感動的便是錢先生的那部心靈的探尋。

    還記得當我翻開扉頁，驟然看見他的照片時，一下子就笑了，為他獨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約拍于30年前，我還沒有出生，而他已在貴州“流放”。背景或許就是黃果樹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為壯觀。

    那時，他三十多歲吧，額頭鋪展，在潭水前側(cè)身微笑，笑面如彌勒，到今天再看，他儼然就是一尊彌勒了

    正是這樣一個人，如他的同輩們那樣，前半生飽經(jīng)滄桑，但別人所見的錢理群卻都是一副樂呵呵的模樣，不讀他的著作根想不到在他內(nèi)心，還深深地埋伏著那許多與外表完全相反的東西。

    在書的正文前面，他寫過這樣的話謹獻給正在致力于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朋友們。

    也許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意識到中國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來”了吧，不然他不會偏愛青年。

    十年過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長大，“未來”怎樣呢

    未來的他居然近于絕望，聲稱自己過去所做的那些學術(shù)研究意義不大，“希望還是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

    不斷這樣“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個事。一個老把“希望”無期限地向后推進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個民族若想發(fā)展，又離不開這些理想主義者的想像、呼告與努力彼岸烏托邦的功用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時候先生還發(fā)過一通“宣言”向青年學生講述我的魯迅觀，這是做了幾十年的夢?，F(xiàn)在使命已經(jīng)完成，我應(yīng)當自動隱去。但仍期待于后來者魯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國當代青年中產(chǎn)生。

    事實上，錢先生幾曾“隱去”

    他就親口講過，他無法擺脫魯迅，只要話必從魯迅開始，一輩子仍然活在魯迅的“影子”里。這既是先生的長處，也是難能彌補的局限。他意識到了，卻沒有能力改變，那代人的學養(yǎng)“先天”地劃定了他們怎樣去跑、能跑多遠。認清這種不足，他才告誡年輕人要埋頭“沉潛十年”，到民間去，到傳統(tǒng)里去。

    這個心情是好的，可是培養(yǎng)一位真正的“大師”不自“年輕”時始，而開始于年幼?！按髱煛痹降胶髞碓蕉嗟匾揽俊巴庸Α?，“童子功”不足，單靠后天彌補，人力亦難及。陳寅恪就是一例，據(jù)他13歲對十三經(jīng)就能“倒背如流”。

    這具有心理學的依據(jù)。13年的諾貝爾獎醫(yī)學得主勞倫茨發(fā)現(xiàn)，人的發(fā)展就像一粒種子，種子內(nèi)蘊藏了將來成長為一棵大樹的一切遺傳條件，但能否在土壤里發(fā)芽生長，那要看這粒種子落地時的季節(jié)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比如嬰兒期間情緒發(fā)展不順利可能會影響以后的人際關(guān)系，兒童期語言之類的學習被剝奪，以后認知、語言、動作技能、社會技能的發(fā)展就很困難等等。

    錢先生早就明白這個道理了，他從周作人身上發(fā)現(xiàn)人生的季節(jié)不可以顛倒，它應(yīng)分成幾個段落；大學時期追求的東西有三樣，即知識、友誼和愛情。

    而一個人能否成功又取決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具有什么樣的遺傳因子，什么時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圍、環(huán)境、傳統(tǒng)下成長等等；第二是機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屬于那種季節(jié)顛倒、生不逢時、環(huán)境糟糕的“霉”人，那樣的時代出不了大師、天才這意味著它永遠是他不能跨越的“極限”。錢先生并沒有因此而退縮不前，因為他的精神導(dǎo)師過“巨大的建筑，總是一木一石壘起來的，我們何妨做做這一木一石呢”

    135年6月2日，魯迅致賴少其信。

    他信奉魯迅所的“中間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學者是少數(shù)，多數(shù)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偉業(yè)的。

    因而，先生在16年為北大學生講演時“我們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學者、大事業(yè)，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時地做好二者之間的轉(zhuǎn)換?！敝灰α恕⑴c了、拼搏了，那么我們就是實現(xiàn)了自己，沒有虛度一生。人的價值“不在最后的結(jié)果，而在于過程”

    由此可見，錢先生所的“使命已經(jīng)完成”其實并非真完，他“隱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難叢生的祖國，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視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對它們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樣的認識“任何地方都沒有天空，有的只是狹受限制的視野即警察捕獵時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沒有被推崇備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鎖鏈，盡管看不見，但比監(jiān)獄的鐐銬連結(jié)得更加牢固。”

    錢先生那一代人先時多帶著“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過日子”，以“人民”為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縮，力圖適應(yīng)這個“人民”，但結(jié)果往往如朱自清的“現(xiàn)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習慣上過不來。所以我們得慢慢來”。

    面對“人民”，過來人多半會談“虎”色變。因為這個“人民”實在是個抽象的物事，可以隨意附會和解釋，正像納粹頭子希特勒牽強的那樣“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個人總是要死的在個人以外，還有民族”

    既經(jīng)如此曲解，個體“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之流聲稱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歷朝歷代專制暴君們的“朕即國家”。

    真要這樣來理解，“人民”的內(nèi)涵必會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眾們所作的當然只能是專制統(tǒng)治形式下的奴隸。

    蕭紅在呼蘭河傳里描寫過這樣的奴隸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僅活著，動物那樣悄無聲息地生死，冷漠死滅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標，失去過去和未來。

    經(jīng)歷過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終于從種種噩夢、幻影里醒來。在評介舍斯托夫、穆旦時，他曾夫子自道地講，他“終于從被推崇備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鎖鏈所有的幻象已變猙獰，所有的光輝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瑣碎的日子不忠而紆緩”

    他發(fā)現(xiàn)，20世紀的中國一再出現(xiàn)這樣的誤解知識分子對民族、社會責任的強調(diào)，總是要以知識分子個性的喪失為代價魯迅那代人曾為此作過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們那代始，結(jié)束這種精神奴化狀態(tài)；不料去世不到20年，錢先生這代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走了回頭路為此他痛苦地“40年代強調(diào)大眾化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化時就已顯偏頗，50年代提出知識分子工農(nóng)化的要求，更在實際上根否定現(xiàn)代科學文化知識，美化人民愚昧狀態(tài)的危險?！?br/>
    “最后連知識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覺地自己出賣了自己終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經(jīng)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根改造，就失去存在的價值。這是一種滲透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精神迷誤，”“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于自己的馴服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

    現(xiàn)在是時候了，他要沿著魯迅的道路向前走，執(zhí)守魯迅一貫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參透人生，又采取了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梢栽角逍?，越不肯超脫，越看透現(xiàn)實的黑暗與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與黑暗搗亂，戰(zhàn)勝自我，在絕望的抗戰(zhàn)中獲得人生的真實價值。所謂絕望中的抗戰(zhàn)，這是一種不抱幻想的抗戰(zhàn)，不計成敗，不求耕耘，不問收獲的抗戰(zhàn)，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向前的走去。”錢先生“世紀以來，中國已經(jīng)多次發(fā)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熱，我自己親歷的就有158年的大躍進和十年大動亂，每一次狂熱都是在一種受壓抑的怨憤情緒的沖動下開始的，最后卻走到了反面。這樣的悲劇經(jīng)常發(fā)生在迫切要求改變自己地位的落后國家，受壓抑的階層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歷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別令人感到悲哀與沮喪。這是歷史對不成熟的民族、階層及其知識分子的懲罰。無論是對于我們民族，還是我自己，這都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因此，不論什么時候我們都需要理性與懷疑精神，時刻像魯迅那樣問一聲“從來如此，便對么”。

    只有具備這樣一個理性，輔之以不斷的求，才不會“從一開始就被引入錯誤全局性的方向”。

    1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關(guān)注 ”songshu566” 微鑫公眾號，看更多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