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人安好，勿念！德基再續(xù)社稷，甚慰！”
簡單的文字，配上道君趙佶的印璽和獨特的瘦金體，便有了無窮的魔力。
看到這封只有十四個字的短信，新宋皇帝趙構一顆懸著的心忠于落地了。
大宋王朝的太上皇成了大同帝國的昏德候，還以此身份會見新宋使者，自然不可能有機會與后者說什么悄悄話，千言萬語全匯聚在這十四個字之中。
明眼人都知道，道君讓萬俟卨帶回江陵府的信，既是太上皇想對自己兒子說的話，也是大同正乾皇帝要向新宋小趙官家表達的意思。
對于信的內(nèi)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
但不管哪一種解讀，都認同大同帝國不排斥與新宋政權建立外交關系，正乾皇帝承認新宋朝廷，也承認趙構繼承的大宋法統(tǒng)。
從此以后，大宋王朝原本的統(tǒng)治范圍內(nèi)，就只能有新宋一個政權有資格與大同帝國爭奪天下，其余任何妄圖渾水摸魚者都會受到同宋兩方的嚴厲打擊。
“道君燕京來信”有利于新宋政權穩(wěn)定內(nèi)部統(tǒng)治，更有利于趙構穩(wěn)固自己的帝位。
憑借此信，新宋朝廷原本對太上皇輕佻昏君的一面倒風評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
政治生物的絕大部分行為不能以善惡是非來分辨，而要看其政治需要。
新宋王朝剛剛重生，就迫不及待地重新定位太上皇的歷史地位，乃是當前政治形勢所決定——不僅是外交，還有內(nèi)政。
道君被打倒，固然與其只想跑路而主動放棄權力有很大關系，但在“倒道”一事中沖鋒在前，出力最多的卻是當今首相李綱。
重新定位道君的歷史地位，實際就是重新定位李相公的功與過。
再說直白點，這股歪風真正要掀起的其實是朝堂爭斗，目標正是為了扳倒才上任的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侍郎李綱。
急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宋朝廷啥事都沒有辦成，就急著倒相，看起來荒誕無比，實際卻是有跡可循。
根基極淺也不具備法統(tǒng)地位的趙構倉促登基后請李綱出山，本就沒安好心。
其人此舉既是為了給倉促組建的新朝廷“撐門面”，也是為了給人心各異的朝臣們樹立一個醒目的“標靶”。
有李剛在前面吸引火力，他這個傀儡皇帝才能躲在后面熬過最難的成長期。
李相公歷經(jīng)沉浮，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自然能猜到小趙官家的心思。
所以，其人一到江陵，便擺出一副老資格反將趙構一軍，極其強硬地要求“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逼得小趙官家只能冒險遣使向正乾皇帝尋求政治支持。
面對如此強勢的李相公，皇帝難受也就算了，朝臣們也非常不好受。
他們這些人在大宋國滅之前要么袖手旁觀，要么一門心思乞和，同軍第一次退兵后還有不少人對有功的李綱落井下石過，臨安城破之前更是丟掉江山社稷一窩蜂逃跑。
在一身正氣，為大宋江山社稷不顧己身的李相公面前，這些朝臣再怎么裝得人模狗樣，也是一群行為可鄙的小人。
不扳倒李綱，他們就沒法站直了腰重新做人。
而之前出任副元帥之職并隨今上出生入死的心腹汪伯彥和黃潛善，也因為李綱的存在而變成了幸進之臣，更是對這個又臭又硬的“剛直相公”深惡痛絕。
當年，拗相公王安石為了輔佐神宗皇帝變法，砸了天下不知道多少“好人家”的飯碗，其友人王令曾作詩《寄介甫》，勸告王相公：
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
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余地許相依。
這兩句詩詞說通俗一點，就是“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
結果，王安石偏要一意孤行，硬是把自己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全送到了對立面。
比起享負天下盛名三十年的王安石，年僅四十四歲的李綱啥都算不上，脾氣卻更硬，其人將老皇帝拉下馬不算，還接連逼迫兩個小皇帝，其結果自然早就注定。
之前是因為朝廷新建，內(nèi)外部壓力極大，所有人都不得不忍。
現(xiàn)在，同宋兩國形勢緩和，皇帝的法統(tǒng)地位基本穩(wěn)固，已經(jīng)用不著這個討人厭的“門面”了，此時還不“倒李”更待何時？
趙構比起乃兄趙桓強了不止一星半點，在“倒李”一事上便能充分看得出來。
盡管越來越多的朝臣嗅到了風向變化，紛紛上書彈劾李綱剛愎自用、擅權妄為，小趙官家卻沒有立即罷免這個讓自己也很不爽的首相。
其人反而竭力壓制朝堂爭斗，強調(diào)逢此國家危難之時，眾臣應當放下分歧，顧全大局，和衷共濟。
趙構還聽取包含李綱在內(nèi)的臣子意見，接連下詔穩(wěn)定國內(nèi)形勢，以自身的模范行動為大臣們樹立了國難當頭努力做事不扯淡的榜樣，借機狠狠地刷了一波聲望。
其一，詔各州、軍通判有二員者精簡一名，權減宰執(zhí)奉賜三之一，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并免除各路提舉常平司及兩浙、福建提舉市舶司。
無論是政治腐敗、土地兼并，還是天災人禍，最終都會造成帝國入不敷出的局面。
然后，王朝便會因為沒錢解決各種問題而走向衰落。
一文錢難得倒英雄漢，財政危機也永遠是王朝的第一危急。
要想逆天而為，強行給大宋續(xù)命，就必須先解決“錢”的問題。
其辦法也簡單，無非開源、節(jié)流兩點。
新宋現(xiàn)在連地方的錢糧都收不上來，開源暫時別想了，唯有先在節(jié)流上做文章。
但大同滅宋之心不死，新宋政權暫時還不能“精兵”，那就只能“減政”了。
其二，籍天下神霄宮錢谷以充軍國經(jīng)費，還元祐黨籍及上書人恩數(shù)。
對具體統(tǒng)兵的前線將帥來說，要想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必須考慮方方面面的問題，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沒處理好，就有可能吃敗仗。
但對執(zhí)掌天下的皇帝來說，打仗又很簡單，無非就是信人、給錢和放權。
趙構雖然信用并充分放權于韓世忠、折彥質、劉光世、李成、張俊等人，卻也沒有真的讓他們放開手腳胡作非為。
無論舊宋還是新宋，靠誰支持力量來自那里這個問題都含糊不得。
大宋滅亡后，江北這么多人放著留下來就能安穩(wěn)的好日子不過，拖家?guī)Э谀隙砷L江追隨重建的小朝廷，絕不是為了送上門來做肥羊的。
而江南“百姓”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朝廷，很大一方面乃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而大同蠻子來了就要分他們的地。
盡管，大同帝國實際上并不打土豪分田地，但其國政造成的最終結果也差不多。
當此之時，新宋政權就應該旗幟鮮明地保護這些不忘前朝善政的既得利益者，以展現(xiàn)本國與大同帝國的本質不同。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之事朝廷可以做以救急，卻不能放任軍頭們來做。
在收回各地稅收補貼軍用之前，先拆自家老子之前辛苦攢下的人間神國家底，各方絕對不會有意見，想來遠在燕京的太上皇知道了，也會“甚慰”吧。
其三，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并置沿江、要郡、次要郡四十二，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jiān)。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南諸路。
又詔陜西、江南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增諸縣弓手，置武尉領之。
無論是穩(wěn)定內(nèi)政，還是與敵國展開外交，最終目的都是保住新宋政權。
當前問題的關鍵是同強宋弱，雙方的力量根本不成正比。
新宋政權與大同外交只是手段，自身若是沒有能夠保住本國利益的鋒利爪牙，那就別怪別人三天兩頭打上門來要求割地賠款了。
對于這一點，趙構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
新宋能不能真正站穩(wěn)腳跟，只有等到下一次同宋大戰(zhàn)之后才能見分曉。
在此之前，新宋朝廷做再多的戰(zhàn)爭準備都不為過。
因而，其人這段時間除了整頓國政統(tǒng)合內(nèi)部力量外，還繼續(xù)向大同帝國展開外交攻勢，以求麻痹正乾皇帝，盡可能拖延兩國下一次大戰(zhàn)爆發(fā)的時間。
還別說，當小趙官家以孝敬自己父母的名義，再次派出萬俟卨前往燕京送上新宋“土產(chǎn)”后，兩國關系終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乾皇帝為宋主的“孝心”所感，釋放了趙構的生母宣和太后韋氏（韋氏原本封號是賢妃，趙構登基后，遙尊其為宣和太后）。
大同與大宋兩國即便是屢次大戰(zhàn)期間，也沒有中止外交活動。
而且，占盡優(yōu)勢的大同帝國并不是一味壓榨大宋，還會開出一些互惠條件。
幾年下來，大宋王朝上下都適應了正乾皇帝這種極其古怪的外交原則。
此番，萬俟卨能夠迎回宣和太后，也沒有出乎一些聰明人的預料。
想來這又是一次“互惠”外交，新宋肯定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只不過新任右正言萬俟卨極其油滑，滿嘴沒句實誠話，沒人知道其人究竟代表官家向大同出賣了哪些利益。
只有趙構自己清楚，其人真的沒有出賣太多國家利益。
而且，事情也并不是像表面這樣順利。
正乾皇帝這次還是沒有接見宋使，卻讓萬俟卨給趙構帶回了其人的口諭：
“勿要分心，安心備戰(zhàn)，等朕會獵荊湖”。
很明顯，正乾皇帝早就窺破了小趙官家的心思，也配合了后者的表演。
但這些小手段可一，可二，卻不可再三。
新宋政權還是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才能贏得與大同帝國正常對話的機會。
不過，徐澤這道口諭是由大同外部尚書王四親自傳給萬俟卨的，兩國中僅有徐、趙、王、萬俟四人知道此事，這也就給小趙官家留下了可操作空間。
宣和太后回歸的當日，趙構率百官出城相迎，儼然將此事當做了自己的政績。
隨后，又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趙旉，赦天下，并在邸報中大肆宣揚趙氏的接連喜訊。
接著這兩大喜事，趙構終于熬過了最難的政權初創(chuàng)期，也徹底鞏固了自己的皇位，終于可以動一動勉強湊合到一起的別扭朝廷了。
當然，這事用不著小趙官家親自下場。
早在新宋朝廷迎回宣和太后的第二日，就有嗅覺靈敏的大臣上章，
彈劾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侍郎李綱曾以“滅國之恨未報不宜主動和談”為由，阻止萬俟卨出使大同，意欲隔絕天家親情，其心可誅。
好不容易壓制住的朝堂再起爭斗，小趙官家依然采取了“留中”處置，卻沒有指責上章之人不顧大局云云。
聰明的朝臣們敏銳地發(fā)現(xiàn)到了皇帝的態(tài)度變化，紛紛上章譴責李綱的各種大逆不道行為，恨不得將大宋滅亡的全部責任全扣在其人身上。
“倒李”行動迅速升溫，之前一直被李綱壓得死死的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也終于從幕后走向了臺前，公開自己的“倒李”立場。
一面是元老重臣，一面是皇帝的心腹親信，矛盾一旦公開，小趙官家必須及時做出明確表態(tài)，絕不能繼續(xù)和稀泥。
當然，既然是朝堂爭斗，肯定不可能真的一面倒。
有人急不可耐地沖上去瘋狂亂咬李綱，以換取給皇帝做狗腿的機會，自然也有人為了江山社稷做諍臣，欲要保住剛直的李相公。
朝堂上的爭斗不斷升級，很快就轉移到了民間。
陳東、歐陽澈等人接連上書三次，歷數(shù)黃潛善、汪伯彥、張浚、楊沂中等奸臣蒙蔽圣聽，隔絕內(nèi)外，孤立忠良，
要求小趙官家挽留李相，罷去黃、汪，且不應偏安荊湖，應立即組建親征行營，明確宋同不兩立的政治立場。
幾乎是靖康元年李綱免職事件的翻版，在小趙官家罷免李綱之后，陳東、歐陽澈等人再次組織民眾伏闕上書，以讓年輕的皇帝聽聽“民眾正義的呼聲”。
可惜，小趙官家確實很年輕，所以很沖動。
伏闕行動剛剛開始尚未形成規(guī)模，趙構便命御營緝拿了裹挾民意威脅自己的暴民。
當日，“語涉宮禁”的賊首陳東、歐陽澈便被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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