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藥師溫柔伸手，將愛妻摟入懷中，輕聲一嘆。

    他夫妻心下都很清楚，皇帝已然開始著手整頓中央政府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

    周代以“三公”職權(quán)最高。

    兩漢以降，三公漸次成為優(yōu)禮重臣的虛位，有名而無權(quán)，實權(quán)逐步轉(zhuǎn)由尚書執(zhí)掌。

    及至魏晉南北朝，尚書令成為職權(quán)最高的朝臣。

    李世民即位之后，不再有尚書令，而以尚書左、右仆射職權(quán)最高。

    貞觀元年十二月，左仆射蕭瑀遭到罷黜；貞觀二年正月，右仆射長孫無忌自請去職。

    其后超過一年，尚書省左、右仆射之位懸闕，而以左、右丞代為處理尚書省的常務(wù)。

    尚書左、右丞職位不高，并無仆射決策國是之權(quán)，只能代行常務(wù)之職。

    年初李世民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左、右仆射，此時卻又下敕諭：“尚書細務(wù)屬左右丞，惟大事應(yīng)奏者，乃關(guān)仆射?！?br/>
    也就十分明顯，意在壓縮尚書省的決策權(quán)。

    唐代尚書省的權(quán)力逐漸向門下省、中書省轉(zhuǎn)移，甚至大權(quán)日益收攏于皇帝一人掌握，即是由此開始。

    回頭去看長孫無忌的“自請去職”，長孫皇后的“為之力請”，實則都是為君分憂啊。

    且說……

    李世民對于李德謇、李德獎將玄奘送出玉門關(guān)，順利完成任務(wù)，十分欣慰。

    他已親眼見到李藥師的嶄新府邸，知道李德謇曾深度參與修建過程，便命他拜將作大匠竇琎為師。

    將作大匠執(zhí)掌將作監(jiān)，負責宮室、宗廟、陵寢等皇室以及中樞的興建修造工程，兼領(lǐng)百工，相當于國家首席建筑師。

    而竇琎，他是太穆竇皇后的族弟，母親又是隋文帝楊堅的大姊，前朝的成安公主。

    他河南竇氏在隋、唐兩代，出過多位皇后、駙馬，顯赫無比。

    竇琎的大哥竇抗，在武德時期也曾任將作大匠，其后入相；竇氏后代亦有子侄成為將作大匠。

    李世民知道李藥師服膺“道家忌三世為將者”的思維，不愿自家子孫再度為將。

    此時這番安排，等同明白曉諭，未來將讓李德謇循竇氏途徑，成為將作大匠，進而入相。

    至于李德獎，他已拜一代醫(yī)家甄權(quán)、一代藥王孫思邈為師，將來可以順利進入殿中省。

    皇帝也為李藥師安排了幾位學(xué)生。

    李世績、李道宗與李藥師的關(guān)系，李世民相當清楚。

    此時則命數(shù)名天策府舊部，包括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拜李藥師為師。

    當時張公謹為代州都督，劉師立為岷州都督，接到圣諭都極欣喜。

    他們早已服膺李藥師的治軍之道，對他衷心敬佩。

    侯君集則是右衛(wèi)大將軍，他私心里自詡并不遜于李藥師，頗為不服。

    李藥師雖認為侯君集頗賦才具，但若希望成為杰出的軍事統(tǒng)帥，有才固然重要，有德卻更為關(guān)鍵?。?br/>
    當時李藥師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經(jīng)略突厥。

    他以兵部尚書、關(guān)內(nèi)道行軍大總管的身分，總領(lǐng)賄間、招慰、軍備等各方面的機事。

    大者與皇帝討論戰(zhàn)策，中者與宰輔研議戰(zhàn)略，小者與諸將詳參戰(zhàn)術(shù)。

    張公謹、劉師立身處邊塞，尚經(jīng)常來函請教；侯君集人在長安，倒總是顯得漫不經(jīng)心。

    幾個月間，大唐在賄間、招慰兩方面皆有重大斬獲。

    賄間方面，貞觀元年以“汰除京官”身分投奔北地的情報人員，不少獲得頡利重用。

    他們傳來的信息，讓大唐全盤掌握各部族內(nèi)政、經(jīng)濟、兵力的詳細狀況，以及相互之間的外交關(guān)系。

    更重要的則是，頡利的親信康蘇密，已接受大唐貨賄。

    招慰方面，貞觀二年，西突厥統(tǒng)葉護可汗遭到暗殺。

    原本臣附于西突厥的諸國，推薛延陀的夷男為共主。

    李世民遣游擊將軍喬師望攜詔書、鼓纛前往，冊封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

    東、西突厥位于大唐與薛延陀之間，喬師望低調(diào)輾轉(zhuǎn)，由玉門關(guān)出境，行經(jīng)兩突厥交界的雙邊模糊地帶，戮力完成使命。

    夷南遣其弟攜貢品隨喬師望入朝，抵達長安之時，已是貞觀三年初秋。

    李世民大喜，賜薛延陀寶刀、寶鞭，命之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這代表薛延陀已成為大唐藩屬，頡利大懼，遣使稱臣，請求和親。

    薛延陀的形勢一旦穩(wěn)定，張公謹立時上表，條陳突厥可取之狀，此即后世所稱的《條突厥可取狀》：

    頡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

    其別部同羅、仆骨、回紇、延陀之類，并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眾叛于下，其可取二也。

    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shè)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

    塞北霜早，糧糇乏絕，其可取四也。

    頡利疏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nèi)必生變，其可取五也。

    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jù)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yīng)，其可取六也。

    李世民見到這折表奏，龍心大悅。

    將近三年之前，他曾與李藥師討論經(jīng)略突厥之策。

    當時李藥師表示須待“機勢成熟”，亦即賄間、招慰有成，弓刀悉備，士卒勁勇，地勢、天候有利于我軍，方是進討之時。

    如今各方面的機勢，都已成熟??！于是大唐皇帝對眾臣說道：“頡利欲與我朝和親，卻又聲援梁師都，甚至數(shù)度寇邊。如此背信棄義，實不可??！”

    當即任命李藥師為代州道行軍總管，以張公謹為其副，北伐突厥。

    這“代州道行軍總管”之任，與先前的“關(guān)內(nèi)道行軍大總管”相較，非但低了一個層級，而且權(quán)責范圍縮減許多。

    李藥師非常清楚，對于全面與頡利開戰(zhàn)，李世民其實并沒有多大把握。

    畢竟突厥，是與七百余年之前的匈奴一般強盛，常年縱馬馳騁的善戰(zhàn)民族啊。

    遙想漢武帝北伐，前后五十年間，消耗巨資，靡費天下，將國庫由極盛帶入衰頹，猶不能將匈奴蕩平，導(dǎo)致晚年下詔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