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時期，每個人都要貼上兩條“階級標簽”：家庭階級出身和本人階級成分。
農村戶口的人，其家庭出身就是土改時他的家庭被劃的階級成分，分為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等。如果你的家庭被劃為地主（或貧農），那么，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或貧農）。家庭出身隨著血緣而向下傳遞；本人成分沒有什么嚴格標準，通常是這樣理解：地主、富農家庭的人，當家人（參與剝削的成年人）本人成分就是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一般成員（沒有參加剝削的子女）如果還在家當農民（農村戶口），個人成分就是“地富子女”（后來把所有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yè)，地富分子除外，一律叫“可教育好子女”）；對于農民，個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相同，就是說，你的家庭成分是貧農，你的個人成分也是貧農。
這個“階級成分”非常重要，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那時候填寫任何表格（戶口本、選民登記表、入學登記表等），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這兩個欄目必須填寫，不許隱瞞。如果隱瞞，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被查出后，將受到嚴厲處分。
農村中的階級敵人是“四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1957年反右運動后，又出現了“右派分子”，合稱“五類分子”。嚴格說，只有戴帽“五類分子”才是敵人，屬專政管制對象，但是一來運動，許多地方也就不管“戴帽”還是“摘帽”了，統(tǒng)統(tǒng)是敵人。在文革期間，這些人也被稱作“牛鬼蛇神”、“黑五類”。
四類分子中可以分兩大類，一類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為“分子”的，屬于這種情況的有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農。另一類是由于自己的行為而成為“分子”的，屬于這種情況的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這些人本人成份比較復雜，可以是貧下中農，也可以是地主富農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不是成份，他們的親屬被稱為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家屬。
反革命分子有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之分。所謂現行反革命，就是解放后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列舉的反革命罪行有：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進行叛變、持械聚眾叛亂的主謀者、指揮者及其他罪惡重大者；間諜或資敵行為者；參加反革命特務或間諜組織；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反革命為目的，策謀或執(zhí)行破環(huán)、殺害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有挑撥、煽惑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其組織者、主謀者、積極參加者；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是指在解放前反對**革命的敵偽骨干分子。比如反革命特務分子；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蔣偽軍政官吏（一般是縣團級以上）。
壞分子的標準很籠統(tǒng)，通常認為，除了殘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盜竊、縱火、兇殺、搶劫、詐騙、強奸犯以及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和破壞公共秩序的罪犯，都稱為壞分子。
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右派分子，有“戴帽”和“摘帽”之分?！按髅薄钡?，就是敵人，沒有公民權，是專政對象?！罢薄钡模褪恰氨桓脑旌昧恕?，屬于人民范疇，有了公民權，不再是敵人。這“戴帽”、“摘帽”大權，掌握在村里干部手中，雖然批準權在區(qū)（或縣）政府。只要村里上報，一般都批準。盡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種階級標簽，所謂的“摘帽右派”，其社會地位高于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還無法真正成為普通民眾。
“四類分子”的帽子，是黨員干部整人的法寶。如果想整你，就可以弄一頂帽子給你戴上，這就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連家屬都要受到株連。由于壞分子的界定相當隨意，因此成為基層干部管制、打擊民眾的最常用的一種法寶。例如，1957年福建省光澤縣因為鄉(xiāng)干部貪污，在一個鄉(xiāng)引發(fā)了一場騷亂。結果，把39名“鬧事”群眾定為“壞分子”，判處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間死亡），其余被判處管制或監(jiān)督勞動。這些人的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被作為四類分子看待，不分給自留地，勞動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學、升大學，更不能參軍、招工、招干。
對“四類分子”的專政形式除了蹲監(jiān)獄外，主要就是管制和監(jiān)督勞動。
管制：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在公安機關管束和民眾監(jiān)督下進行勞動的刑罰。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規(guī)定對被管制分子，應剝奪下列政治權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擔任國家機關行政職務之權；參加人民武裝與人民團體之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權；享受人民榮譽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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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時間多長，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決，由公安機關執(zhí)行。但是實際上大多是有些基層干部濫用職權，私自管制他人。大躍進時期不少基層成立“學好隊”，隨意關押不服的民眾，強迫他們勞動。
監(jiān)督勞動：雖然沒有被管制，或者已經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眾和基層干部的監(jiān)督下從事勞動改造。誰有權讓人受到監(jiān)督勞動，沒有明文規(guī)定，是一個法律上的盲區(qū)，然而實際這個權力操縱在基層干部手中。
根據階級分析的方法，認定：農村中積極擁護合作化運動的是貧下中農；搖擺不定的是中農，特別是上中農；反對、破壞合作化運動的是“四類分子”。因此，在審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第四次農業(yè)互助合作會議報告時，對合作化時期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作了修改補充，確定為：“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這樣的貧農占農村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鞏固地團結中農，發(fā)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币院?，隨著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深入，對農村階級作了更細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和原來的老中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