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的時局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外國商品的傾銷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qū)的大量手工業(yè)者和農民陷入失業(yè)和破產的境地；鴉片輸入的激增則加劇了白銀外流，出現了銀貴錢賤等問題。地主、貴族、官僚則加劇了土地兼并，地租剝削率很高，百姓的負擔更為沉重。另外，從1846年至1850年，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各省及兩廣地區(qū)連續(xù)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餓殍遍野。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沉重的封建剝削、外國的侵略和天災把廣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絕路。在這一時期，全國的農民起義和抗租抗糧斗爭不下上百次，幾乎遍及全國。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正是在這種嚴重的社會危機下爆發(fā)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場應試中落第。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憤懣不平，決定放棄科舉。此后，洪秀全創(chuàng)立了拜上帝會，擬救民于水火，并開始了反清活動。由于拜上帝會有明確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發(fā)展很快。經過積極的醞釀和準備，1850年春夏間，洪秀全要求各地會員到金田村“團營”，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號太平天國，建立起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接著開始了氣勢磅礴的農民戰(zhàn)爭。
太平軍一投入戰(zhàn)斗，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勝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時，太平軍已由1萬多人發(fā)展到20余萬人。隨后太平軍西征北伐，相繼擊潰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控制了從武漢到鎮(zhèn)江的長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為之震動。但與此同時，太平天國的悲劇也預伏于其中了。
悲劇的根源在于農民小生產者的階級局限性。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頒布和實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但是，在這種革命性的背后是一種追求絕對平均主義的小農心態(tài)。它不但不可能使社會生產力向前發(fā)展，相反還會使社會生產力停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水平上?！短斐锂€制度》只是一種空想，不可能實現。后來太平天國仍不得不恢復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許地主收租。
同時，小農生產環(huán)境的狹隘，決定了眼界的狹隘、思想的狹隘。太平天國攻取南京后，收斂了金田起義以來的席卷之勢，開始謀求、安享富貴尊榮，其后的西征只為了給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過是以攻為守，大多數太平天國領袖在生活上日趨奢侈腐化。太平天國政權也日益封建化，結果從天王到士兵之間實行了貴賤分明的禮制，領袖之間的權力斗爭日益尖銳，最終釀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變”。
1856年9月，東王楊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為萬歲，洪秀全于是密令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返回天京，以對付楊秀清。韋昌輝返回天京后，立即殺死了楊秀清及其眷屬。在混戰(zhàn)和隨后的鎮(zhèn)壓中，太平天國2萬多將士死亡，韋昌輝獨攬軍政大權。韋昌輝的專橫跋扈激起眾怒。11月初，洪秀全下令殺死韋昌輝及其心腹200余人，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歷時兩個月的恐怖統治。此后，洪秀全命石達開處理政務，但對他心有疑忌，于是封長兄、次兄為王以牽制石達開，迫使石達開離開天京，率部外出。由于孤軍作戰(zhàn)，石達開所部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全軍覆滅。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使太平天國喪失了乘勝殲敵的良機，更損傷了自身的元氣。清政府乘機糾集一切力量進行反攻，于1857年12月攻陷鎮(zhèn)江，圍困天京。
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年輕將領為各軍主將，于1858年11月取得三河大捷，又暫時穩(wěn)定了局勢。不久洪秀全又任命胞兄洪仁玕為干王，總理朝政。洪仁玕在太平天國內推行他的《資政新篇》。他在書中主張從事系統的內政改革，實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洪仁玕的思想和主張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與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沒有任何淵源關系，不是農民戰(zhàn)爭實踐的產物，也不反映農民當時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國內部未能引起積極響應，也不可能付諸實踐。這不僅僅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更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悲劇。它表明中國社會面對西方的沖擊，尚處于被動狀態(tài)，還只是消極地防守，沒有產生變革的條件。
天京事變以后，軍事形勢已處于十分危急的狀態(tài)，但還是沒有使太平天國領導人真正警醒，其政權日趨衰落，封建落后性逐步發(fā)展。洪秀全陶醉于“父子公孫同顯權”，宗教迷信思想在他身上占據主導地位，一切信天不信人。軍隊將領則各自為陣，軍隊紀律嚴重廢弛。與此相反，中外勢力已聯合起來“圍剿”太平軍，曾國藩獲取了軍務大權，號令統一，戰(zhàn)斗力趨強。因此，太平軍雖然英勇抵抗，屢屢重創(chuàng)敵人，但是在地主武裝和“洋槍隊”的圍攻下，還是逐步陷入絕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國起義失敗。
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的悲劇表明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它無力解決中國社會的危機。但這次戰(zhàn)爭以疾風暴雨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了半個中國，留給歷史的余響將是長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