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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情侶強奸亂倫 歐美性愛 中國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升遷

    ?中國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升遷前即已**

    半月談上的文章

    2009年07月28日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提要]今年,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我國掀起了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記者發(fā)現(xiàn),這些高官的嚴重違規(guī)違紀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在現(xiàn)任職務之前進行的,也就是說,這些高官早就開始的違法亂紀行為,并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升遷。[在**中升遷,在升遷中**還能走多遠?]

    揭開“賣官書記”們干部提名權黑幕

    ――拿什么凈化官場政治生態(tài)

    作為一把手或重要領導,最能體現(xiàn)其主政一方的權力“磁場”的,莫過于組織人事權。一些市縣官員“活用”干部任免的初始提名權,大玩組織程序于個人股掌之上,幫人升官,替己斂財。不治此癥,官風不正。

    下屬“花錢買提名”,高官隨心“玩程序”

    今年6月,安徽巢湖市原市委書記周光全涉嫌受賄和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在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判。

    半月談記者在庭審中了解到,周光全擔任巢湖市委書記57個月,先后收受36人的賄賂,在行賄者中,有近20名是希望在職務升遷上得到周光全提攜并最終如愿以償?shù)恼賳T。周光全案發(fā)后,巢湖市2名副市長及10余名處級干部因行賄買官被免職。

    無獨有偶。2006年,遼寧省兩位地市高官也由于類似原因落馬:撫順市委原書記周銀校,8次受賄中5次是賣官;葫蘆島市委原副書記李春枝,19次受賄中13次是賣官,其余也多與安排工作有關。

    遼寧省撫順市市委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徐興中介紹說,任命一個干部一般要經(jīng)過下面的程序:某個位置出現(xiàn)空缺后,由“相關方面”提名,然后進行組織考核,之后報主管干部的副書記、組織部長、分管的副部長以及分管處長等人,再報市委書記,通過后,上書記辦公會,最后通過常委會表決通過,公示,等。一些重要的正職還要經(jīng)全委會票決。

    然而,到了周光全那里,這層層程序和條條清規(guī)卻被大大簡化。買官者送錢―周光全授意―組織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會上任命,這基本上成了周光全每一次收錢賞官帽的慣常程序。

    事實上,大多數(shù)買官者在向周光全行賄后,職務得到調(diào)整提拔。例如,吳某原是巢湖市下轄某縣的縣長,2003年7月的一天,吳向周光全匯報工作時,提出了當縣委書記的想法,周答應考慮。周光全后來安排組織部門將吳某作為無為縣委書記人選進行考察。同年10月,在周光全的主持下,吳某被任命為無為縣委書記。為感謝周光全,吳某前后6次送錢。

    從表面看,干部選拔任用程序各環(huán)節(jié)并沒有出現(xiàn)明顯問題,但實際上,組織考察程序淪為走過場,成了“程序空轉”。

    拿不到桌面的公權在暗箱操作中異化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層干部說:“雖然全委會票決制、常委會票決制避免了少數(shù)人說了算,有利于決策發(fā)揚民主,是個進步,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咋‘決’,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權在誰手里?!?br/>
    “值得注意的是,周光全每一次在干部選拔調(diào)整方面的受賄行為,幾乎都和初始提名權有關?!卑不帐∥M織部市縣監(jiān)督處處長俞倫洋說。

    巢湖市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指出,由于時間上存在隨意性、對象上存在主觀性、范圍上存在局限性、程序上存在隱蔽性、決策上存在威權性、監(jiān)督上存在軟弱性,縣市委書記在干部選拔任用方面的很多權力并沒有明文規(guī)定,隱形權力多,自由裁量權很大。這些沒有拿到桌面上的隱形權力,最容易淪為某些縣市委書記大肆斂財?shù)捻来a。“表面上走程序,實際上私下操作。不僅僅周光全案,大多數(shù)縣市委一把手犯錯誤,問題都是出在了這個地方?!?br/>
    按照規(guī)定,一把手不應該授意組織部長把某個人選作為考察對象,其提名人選僅能作為組織部門考察的候選人之一,最終考察對象應當由黨委集體研究決定。“盡管下級主要領導干部的提拔重用要經(jīng)過上級集體研究決定,但請托者往往送錢送物給周光全個人,就能達到預期目的?!惫V人揭示了周光全在組織人事領域?qū)⒐珯喈惢谋举|(zhì)。

    在周銀校的5次賣官中,有2次在他答應行賄者后,找到了當時正擔任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徐興中,利用自己的提名權予以推薦。據(jù)周銀校在庭審時供述:2001年下半年,我對徐興中說,可以考慮讓李某擔任市科技局副局長兼地震局局長,徐興中表示考核后要走正常組織程序。過后,徐興中向相關領導和部門轉達了該意見。經(jīng)正常程序,李某如愿擔任了該職。

    類似“玩程序”或“程序空轉”伎倆,李春枝以及黑龍江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等也無不駕輕就熟,屢試不爽。

    一把手提名權異化“擴散效應”,深度惡化地方權力生態(tài)

    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侯小豐指出,提名權遭濫用突出說明一把手權力過重監(jiān)督難,而且,提名權異化的“擴散效應”尤應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選人”和“選小圈子人”局面日益形成。她認為,買官者除了買到某個官位之外,還想買到“安全感”、“被接受感”等。在干部任用、升遷時,爭奪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經(jīng)演化為激烈殘酷的競賽,為了獲得這種稀缺的“被選、被用”機會,有人不惜花錢向用人者購買這種機會。

    在周光全擔任巢湖市委書記期間,跑官要官、花錢買官幾乎成了眾人心照不宣、習以為常的潛規(guī)則,不遠千里去送錢,不惜重金買提名。起訴書顯示,2001年6月,時任巢湖市秘書三科科長姚雪風得知周光全在中央黨校學習,遂趕往北京,送給周光全1萬美元,請求周幫忙調(diào)整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組織部將姚雪風作為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人選予以考察。同年7月5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會,任命姚雪風為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

    為了“幫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屬的縣、區(qū),對書記、縣長指手畫腳。1999年至2000年,時任廬江縣財政局局長的劉華安為取得周光全關照,先后3次送錢1.4萬元。之后,周光全要求廬江縣委書記將劉華安作為副縣長人選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會,研究通過了劉華安為廬江縣副縣長人選。此后,劉華安又多次行賄周光全。

    “賣官書記”處于一地權力金字塔頂端,必然禍害一方黨風政風。吉林省白山市政協(xié)原副主席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里將全縣500余名干部調(diào)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賄賂114萬余元,將200多名科級干部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任職期間,定遠縣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不跑不送,降職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陳兆豐買官并如愿以償者達100多人。

    一位辦案檢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賄案件,賣官案件會毒倒一批干部,導致當?shù)仡I導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喪失,群眾深惡痛絕,必須依法嚴懲!”

    規(guī)范和凈化提名權,摘掉“賣官書記”的“隱形翅膀”

    **中央政治局最近審議并通過《關于建立促進科學發(fā)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強調(diào)要擴大考核民主,強化黨內(nèi)外干部群眾的參與和監(jiān)督,進一步公開考核內(nèi)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結果,增強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眾滿意度在考核評價中的分量。

    采訪中專家建議,要消除提名權的瑕疵,防止其異化,有必要把提名權真正交給群眾,并通過配套制度實現(xiàn)陽光操作。應以制度建設增加群眾意見所占的比重,從而摘除“賣官書記”利用提名權大搞人事**的“隱形翅膀”。

    在干部選拔任用中,考察對象的確定是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中央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guī)定,必須經(jīng)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單位并未嚴格執(zhí)行。專家強調(diào),組織醞釀推薦的提拔人選,必須按中央有關要求在干部所在單位進行民主測評,或在更大范圍進行民主推薦,得到多數(shù)群眾擁護的干部,方可列為考察對象;主要領導個人推薦的人選,也必須按規(guī)定進行民主推薦,如人選不是多數(shù)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安徽省委組織部近年開展了“科學規(guī)范和有效監(jiān)督縣委書記用人行為”試點工作,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隱形權力顯性化,顯形權力制度化”。在試點地之一安徽無為縣,縣委書記用人權被具體到六個方面:動議權、提名推薦權、方案審定權、主持會議權、臨機處置權和管理教育權。在提名推薦權方面,縣區(qū)委書記提名人選作為候選人之一,需要黨委集體研究決定后,才能與其他途徑如公推公選等途徑產(chǎn)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進入組織考察程序,成為考察對象。此外,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程實行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醞釀、差額票決等全程差額,全委會最后票決時采取匿名投票。這讓廣大干部群眾能夠參與到干部選拔和監(jiān)督工作中來,有助于克服“在少數(shù)人中選少數(shù)人,由少數(shù)人選少數(shù)人”的官場積弊。

    “三道防火墻”為何難擋官員“邊腐邊升”

    在**中升遷,在升遷中**,成了近年部分落馬高官不同履歷中的共同“印記”。

    面對官場“邊腐邊升”癥,人們不禁要問:誰為這些**官員打開了升遷之門?誰縱容了這些官員在升遷中繼續(xù)**?

    高官密集落馬,升前即已**

    今年以來,省部級高官密集落馬,我國掀起了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深圳市委原副書記、市長許宗衡,公安部原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鄭少東,全國人大財經(jīng)委原副主任委員朱志剛,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濱海新區(qū)工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皮黔生,浙江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廣東省政協(xié)原主席陳紹基……這些高官均因嚴重違紀或違法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diào)查、審查。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這些高官的嚴重違規(guī)違紀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在現(xiàn)任職務之前進行的,也就是說,這些高官早就開始的違法亂紀行為,并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升遷。

    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正是官場中“邊腐邊升”現(xiàn)象的鮮活樣本。1991年至2006年,何閩旭從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逐漸官拜安徽省副省長。也就在這15年間,他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841萬余元。

    在擔任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期間,何閩旭曾幫助一名縣級市的干部調(diào)至省勞動廳工作。連續(xù)3年春節(jié),這名干部每年“孝敬”何閩旭5000元。此后,何閩旭調(diào)至麗水、池州、合肥等地工作,向何閩旭行賄者涉及27個單位和個人,其中有10人行賄的原因是為職務晉升或工作調(diào)動,涉及金額達194萬余元。除了賣官,房地產(chǎn)商是何閩旭的搖錢樹,與房地產(chǎn)公司有關的受賄金額就達530余萬元。在擔任池州市委書記時,何閩旭曾為安徽某房地產(chǎn)公司在項目引進、商品房銷售、城市建設拆遷等方面提供了幫助,先后向該公司董事長詹某索賄8次。

    從任浙江省勞動廳副廳長開始,何閩旭就通過多種手段非法斂財,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當上安徽省副省長1年后,才因一些群眾的不懈舉報而案發(fā)。

    舉報總滴血,民意何太輕

    雖然我國官員的升遷降黜有嚴格的制度可依,但是,從許多已經(jīng)落馬官員的案例來看,官員升遷路上的民意指標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至于帶病提拔者大有人在。也正是一些百姓堅持不懈地向上級和紀檢監(jiān)察部門反映,一些官員貪污**、生活腐化劣跡才被追究。

    陜西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龐家鈺,在百姓對其**行為的不斷舉報中,官運非但不減,反而一路升遷。龐家鈺自1988年10月起,歷任寶雞市政府秘書長、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3年1月任省政協(xié)副主席。

    經(jīng)查,1997年至1999年,龐家鈺收受他人賄賂48萬元;違規(guī)批準設立寶雞市財政證券公司,累計造成損失達3.16億元。

    在眾多舉報人當中,最典型的是曾在紀檢機關辦案并得罪了龐家鈺的寶雞市司法局干部曹長征,他在長達9年的時間里持續(xù)調(diào)查并實名舉報龐家鈺。2002年,陜西省紀委派出一個工作組進駐寶雞市,但3個月后,工作組撤離,沒有下文。第二年,龐家鈺升任陜西省政協(xié)副主席。2005年8月,曹長征和寶雞市委、市政府6名工作人員一起實名舉報龐家鈺,引起了中紀委的高度重視。2006年3月,中央紀委調(diào)查組入駐寶雞,9月,龐家鈺歸案。

    龐家鈺被扳倒了,但曹長征也在舉報過程中遭到了打擊報復,甚至被迫和妻子離婚。

    “改革開放30年來,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擊報復。很多舉報得不到有效回應,甚至經(jīng)過層層轉批后回到被舉報單位,出現(xiàn)被舉報人拿著舉報信找舉報人談話的尷尬局面?!敝醒刖幾g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說。

    人民群眾對**歷來深惡痛絕,并以強烈的責任感和極大的熱情積極投身反**斗爭。據(jù)了解,全國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的線索70%來自舉報,群眾舉報成了反**主渠道。最新的動向是,網(wǎng)絡成為民間反腐新戰(zhàn)場。但是,由于我們反腐舉報機制的不完善以及相關法律的缺失,國家為舉報人沒有提供很好的保護,往往使反腐英雄們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全國每年發(fā)生逾千起舉報人致殘、致死案件。

    問責用人失誤,遏制帶病提拔

    從我國目前已經(jīng)具備的制度層面看,每一名官員都面臨著組織、紀檢監(jiān)察和檢察機關等三個部門的監(jiān)督,也就是說官員劣跡斑斑卻又想升遷提拔,必須跨越這“三道防火墻”。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國各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共審結違犯黨紀政紀案件85.2萬件,處分88.1萬人。其中,處分地廳級以上干部2386人,縣處級干部29905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陳某某、鄭筱萸等高官。

    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形勢下,一些官員違紀違規(guī)的手法日漸高明,行為日漸隱蔽,演技越來越高超。上海市寶山區(qū)原區(qū)長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審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還主持了寶山區(qū)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干部大會;正在接受審查的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曾對媒體表示,要做“一個清廉的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與罵名”。

    當官員將善與惡、真與偽、勤政與貪腐,嫻熟地結合于一身的時候,雙面人的畫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腳步顯得越發(fā)沉重。

    地方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且強大,也使“三道防火墻”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縣委原書記李鐵成曾說:“如果組織部門沒有把我想調(diào)整的人裝進"盤子"里來,我就會推翻,讓他們重來。因為我是縣委書記,是全縣的權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決定權。我要是不同意,這個"盤子"就端不上常委會討論,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用起來?!?br/>
    而某些地方組織、紀檢監(jiān)察和檢察機關有關領導成員也并不想對帶病干部動真格,甚至“防火墻”成了縱火同謀。這里面的動機和玄機不一而足:或覺得某些干部是同一小圈子人,很聽話,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于一損俱損的官官相護心理,恐窩案拔出蘿卜帶出泥;或誤認為“**乃經(jīng)濟發(fā)展必要潤滑劑”,而動輒以某某干部抓經(jīng)濟、抓招商、抓開發(fā)有功來說情,對其**犯罪特殊“豁免”。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fā)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guī)定》,其中“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guī)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對檢舉人、控告人打擊、報復、陷害的”等問責情節(jié)尤其引人關注。這也意味著,為**官員打開升遷大門的一把手們,也將受到嚴懲,官員“邊腐邊升”的現(xiàn)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還需要出臺問責細則和配套規(guī)定。

    庸官在堂,銳氣不揚

    如果把貪官比作干部隊伍的明顯硬傷,那么,庸官則是不顯眼卻危害極大的內(nèi)傷。

    “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保爾?柯察金的這句名言激勵無數(shù)人奮發(fā)有為。但是在官場,“庸官在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政治生態(tài),不學無術、投機鉆營、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庸官怎樣尸位素餐?庸官何以碌碌無為?怎么讓庸官讓、能官上?

    貪官是硬傷,庸官是內(nèi)傷

    半月談記者在基層采訪時聽說這樣一件事:某市一領導秘書獲擢升,到下面某縣任“一把手”,臨別時其領導贈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績,但有三句話你必須牢牢記?。旱谝痪洌M悴灰鰡栴};第二句,還是希望你不要出問題;第三句,希望你千萬不要出問題?!?br/>
    在這位領導眼里,為官從政即使平庸一點并無大礙,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問題,那就一損俱損,前程盡失了。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謂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從廉政角度劃分,官員大致可分為清官和貪官兩類;從勤政角度劃分,則可劃分為能官和庸官。庸官還可以再細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平庸且貪婪之官兩種,后者自有黨紀國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則往往容易被忽視。

    三類庸官畫像:混,鉆,滑

    不學無術型,可概括為一個“混”字。這類庸官大多靠關系或金錢開路走上領導崗位,本身不學無術,整天無所事事。他們坐辦公室不外乎呷茶品煙搓麻,做報告有秘書備好的現(xiàn)成稿子,開會發(fā)言順著領導的“竹竿”往上爬,遇事“研究、研究”打官腔,反正前后左右都有人伺候,總能混一個瀟灑自如。

    投機鉆營型,可概括為一個“鉆”字。這類庸官在其位不謀其政,熱衷于作秀,投上級領導所好,撈取政治資本,為仕途升遷鋪路。整天夾著個皮包趕會場,吞吐一堆八股套話;奔忙于剪彩、慶典、揭幕等秀場,在攝像機鏡頭前笑容可掬;偶爾“深入”群眾,不過是裝裝樣子,蜻蜓點水留下幾個鏡頭就拍屁股走人……

    明哲保身型,可概括為一個“滑”字。這類官員智商、情商不可謂不高,但都沒有用到正經(jīng)工作上。這類官員深信“不做事沒事,做事會出事”,把“難得糊涂”視為做官最高境界,遇見矛盾就躲、就推,躲不開也不明確表態(tài),打太極、和稀泥;對群眾疾苦和訴求視而不見、麻木不仁,萬一出了事,就想盡辦法捂蓋子、卸責任。

    半月談記者在東部某縣采訪時,認識了當?shù)胤止芪慕绦l(wèi)生的一位副縣長。該縣一家醫(yī)院改制后,醫(yī)生的收入直接與科室創(chuàng)收掛鉤,迫使醫(yī)生開大處方,對患者重復檢查。醫(yī)院部分職工遂向媒體自曝丑聞,以期政府回購醫(yī)院。作為分管領導,這位副縣長也希望通過政府回購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回購醫(yī)院需要投入一大筆錢,更重要的是,政府回購醫(yī)院后能否解決問題,這位副縣長心里沒有底。于是,這位副縣長不是主動向縣長匯報情況,而是任由事態(tài)惡性發(fā)展。

    他對記者說:“分管的部門出了問題,我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但負主要責任的還是擁有拍板權的正職,如果正職采納了我的意見,結果事情沒辦好,我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庸官何以碌碌無為

    庸官并非與生俱來。他們的龐大存在,自有其生存土壤和空間。這與當前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尚不完善有很大關系。由于缺乏科學的干部業(yè)績評價機制,一些官員“啥都不干,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就算不思進取、無所作為,只要不犯錯誤,不僅可以在領導崗位上風平浪靜,還可以通過熬資歷按時升遷。

    干好干壞一個樣,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蛋的,這種歪風邪氣逐漸形成一種強大的官場“磁場”,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優(yōu)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們轉而甘于平庸、隨波逐流,原本能成為能官的最終還是淪為庸官。

    江西九江市有位鎮(zhèn)長,做事很有魄力,為當?shù)乩习傩兆隽撕芏鄬嵤隆?003年,該鎮(zhèn)黨委書記被提拔為副縣長后,當?shù)馗刹咳罕姸颊J為這位鎮(zhèn)長是理所當然的鎮(zhèn)黨委書記人選。但事與愿違,縣里另派他人補缺。這名鎮(zhèn)長雖然有點不服氣,但認為自己資歷尚淺,還是堅決擁護組織決定,工作仍然兢兢業(yè)業(yè)。兩年后,鎮(zhèn)黨委書記一職再次出現(xiàn)空缺,這次他覺得應該輪到自己了,可惜又一次希望落空。接下來幾年,鎮(zhèn)里一些年輕干部紛紛被提拔,唯獨他一直原地踏步。

    經(jīng)歷一次次打擊后,這位鎮(zhèn)長開始動搖了,認為自己工作再出色也沒有升遷機會,還不如做個太平官。半月談記者最近見到他時,感覺他明顯頹廢了,上面推一步他就挪一下,上面沒要求他就不動,先前那種干勁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

    江西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高繼民認為,干部提拔并非完全取決于個人政績,還有很多人為因素,這種現(xiàn)象在基層較為常見。一些能力突出、群眾口碑好的干部原來也有一番干事業(yè)的雄心壯志,但在職位升遷上屢受打擊后,容易產(chǎn)生消極應對心理。

    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

    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是我們黨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根本要求。身為領導干部,就是要為民眾做磨刀石、做渡河船、做及時雨,在事業(yè)上始終保持一顆進取的心,多做造福民眾的好事實事,這才是人間正道,為官根本。

    我們反對貪污受賄的官,反對弄虛作假撈取政績的官,我們同樣也反對那種雖然兩袖清風但無所作為的庸官。拿著人民給予的俸祿,卻對關系民眾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致矛盾、問題日積月累,由小變大、由大變炸,群體**件頻發(fā),黨群、干群關系惡化。近年來發(fā)生的“甕安事件”、“孟連事件”等群體**件,大多可以看到庸官不作為的影子。概而言之,領導干部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就是失職,即使無錯也是“過”,是官場消極**的另一種形態(tài)。

    庸官不治,如何讓廣大群眾感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如何讓人們相信發(fā)展是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治庸,必須動真格,對不想干事、不會干事、干不成事的庸官,必須鐵腕狠治,堅決采取組織措施,將其清理出領導崗位。與此同時,更要進一步建立起科學、有效的干部業(yè)績考核評價體系,進一步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以制度管人,真正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無處藏身,才能警示為官者時刻牢記宗旨,盡心盡力為民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

    典型個案鏈接:長沙:庸官是怎樣現(xiàn)形的

    前不久,湖南長沙市召集全市所有副處以上領導干部,公開并講評了2008年度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績效考核結果,特別點名通報11名領導干部被評為基本稱職。包括長沙市建委副主任、瀏陽市副市長、望城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內(nèi),除一名因安全事故受到過黨內(nèi)警告處分外,其他10名均無硬傷。這11人全被誡勉談話,績效獎金全部扣除,市委組織部明確規(guī)定一年之內(nèi)不得提拔使用,其中長沙市物價局一名副局長、民政局一名副局長被免職。第一次有這么多沒有硬傷的官員被評為基本稱職,長沙官場為之震動?!霸陂L沙如果有人當官想混,肯定不好混了?!边@是長沙市規(guī)劃局局長馮意剛在考核通報會現(xiàn)場的第一感觸。

    長沙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績效辦主任肖良定說,長沙很多官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因為通過制度化的考核,沒有硬傷也可能被評為基本稱職,那就等于說每個官員工作不努力都有可能被評上。

    記者從長沙市委組織部了解到,長沙的做法已經(jīng)獲得了中組部肯定。中組部《組工通訊》最近以《就是要讓干好干壞不一樣》為題發(fā)表評論,向全國各地組織部門推介長沙做法。

    基本稱職官員現(xiàn)出原形,乃是長沙強力探索政府績效考核的結果。優(yōu)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是組織部門對領導干部年度履職情況的四種描述。長沙市有近900名在崗處級官員,評定為不稱職者一般皆因違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碌碌無為的官員盡管客觀存在,但組織部門年度考核評定往往難以將其評為基本稱職,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比較科學、可具體操作的制度,把一個沒有硬傷的官員評為基本稱職,好像是市委、組織部或者某個人在跟誰過不去。在長沙,2005年度基本稱職只評了2人,其中一人還有硬傷,2006年度基本稱職則為零。

    為了整頓吏治,提高政府效率,從2007年始,長沙市委市政府提出“省內(nèi)率先、中部領先、全國爭先”的工作目標,由市委組織部負責全市領導班子和領導班子成員的績效考核工作,專設市績效考核辦公室。從工作目標、自身建設、公眾評估三大板塊,分別對全市9個區(qū)縣、99個市直黨政職能部門進行績效考評,再根據(jù)考核得分,分類排出一二三等,獎優(yōu)罰劣。

    相對于領導班子,領導班子成員個人政績?nèi)绾卧u價更是吏治難點。長沙市全力攻關,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處以上在崗領導干部,全部被評出個人績效考核得分,并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與班子績效考核得分掛鉤,二是由干部職工測評、班子成員測評和班子正職測評匯聚而成的民主測評綜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稱職”官員時,長沙市特別設置了“甄別考察”程序,依據(jù)年度績效得分情況需要甄別考察的對象包括: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中得分排名后5%者;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民主測評綜合得分中排名后2%者;所負責工作定量指標有一項得分低于60%等六種情況。排出對象后,由市委組織部逐個甄別考察,把對象履職中的不足,從主客觀、內(nèi)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書面考察報告,以及評定等次和任免調(diào)整建議,報市委常委會審定。

    長沙市一名區(qū)縣級政府副職領導干部,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xié)正副職領導及法院、檢察院負責人在內(nèi)共25人當中,都排在最后一位。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復核后,了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來在班子中分管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嚴峻,后被調(diào)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評定為基本稱職并被誡勉談話。

    長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長,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全市“社會發(fā)展”類別市直政府職能部門129名領導干部中排最后。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復核后,發(fā)現(xiàn)此人盡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稱職被市委組織部誡勉談話,但“其個性、能力、水平和履職情況仍然與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終,這名副局長還是被評定基本稱職并免職。

    據(jù)長沙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范小新介紹,2008年度,長沙市共有50名領導干部被列入基本稱職甄別考察對象,共有11人被確定為基本稱職,其中兩人被免職,26人被組織部誡勉談話。隨著庸官不犯錯誤難評出、難下來的困局被突破,少數(shù)干部朝氣不足的“職務疲勞癥”得到有效遏制,激發(fā)了干部隊伍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動力和活力。

    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陳潤兒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談到,探索領導班子和領導個人績效考核制度,中央有要求、群眾有呼聲,長沙在此過程中初步摸索出將“考事與考人、能上與能下、官評與民評、對上與對下”四統(tǒng)一的做法,評價官員優(yōu)劣試圖尋求公正、透明、統(tǒng)一的尺度,解決“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難題。

    一掃官場暮氣,干部年輕化再躍快車道

    長期以來,我國干部選拔制度中論資排輩熬級別的現(xiàn)象普遍,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一些機關暮氣沉沉,改革發(fā)展事業(yè)亟待注入新鮮的血液。

    于是,全國年輕干部培養(yǎng)選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消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并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干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后,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發(fā)布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干部。

    70后、80后,一批年輕干部在政壇嶄露頭角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壇嶄露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書記。雖然沒有確切數(shù)字公布,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shù)不少的80后已經(jīng)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yōu)秀年輕干部,是當前完善干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干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干部力度,今后恐怕會出現(xiàn)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qū)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干部,有幾個縣區(qū)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F(xiàn)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shù)人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數(shù)。

    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jīng)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fā)《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guī)劃》,對新一輪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guī)劃。3月30日,全國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diào)要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于?yōu)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

    打破論資排輩,創(chuàng)新年輕干部選拔機制

    我國干部選拔任用堅持任人唯賢、德才兼?zhèn)涞脑瓌t,在干部匱乏的年代,年輕干部脫穎而出和破格晉升不足為奇,但在干部隊伍發(fā)展壯大之后,選拔一個崗位的干部有了多個人選,論資排輩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在這種官場陳規(guī)之下,機關大量人才積壓,年輕干部只能熬日子混資歷,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銳氣受挫,積極進取和開拓創(chuàng)新等優(yōu)勢難以發(fā)揮。有些機關單位老氣橫秋,跟不上時代發(fā)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種種弊端由此產(chǎn)生。

    “加快選拔年輕干部的步伐,必須打破論資排輩的現(xiàn)象?!遍L期從事組織工作的李康認為,“選拔年輕干部要探索新的選拔機制,比如公開選拔、公推直選、競爭上崗等。要放寬選人用人的視野,注重道德品行、培養(yǎng)潛力和工作實績,創(chuàng)造有利于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條件?!?br/>
    去年7月,昆明市出臺《關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出,要不斷加大年輕干部的培養(yǎng)選拔力度,對工作實績特別突出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經(jīng)組織批準可依照有關規(guī)定破格、越級晉升職務。

    公開選拔,是當前選拔年輕干部常見的一種方式。李康告訴記者,去年初,昆明市發(fā)布公告面向全國公開選拔100名縣處級后備干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類人才踴躍報名。為使選拔程序公正透明,組織部門采取了當場公布面試成績、引入心理測評等辦法。最終選出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被安排到市級機關和縣區(qū)擔任助理職務,并被派到招商引資、信訪部門和基層一線鍛煉。

    “公開選拔干部的方式出現(xiàn)已經(jīng)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斷探索和完善,最近幾年來,各地公選干部的力度不斷加大?!痹颇鲜∥M織部研究室副主任劉烈平介紹,公選干部的主要特點是年輕化和知識化,它拓寬了干部選拔的范圍,為年輕干部快速成長提供了一條快車道。此外,“公推直選”和“競爭上崗”也是干部選拔的創(chuàng)新方法,使更多年輕干部能公平地參與競爭。

    干部要年輕化,更要基層化

    對于在政壇嶄露頭角的80后干部,網(wǎng)民的質(zhì)疑和擔憂不絕于耳:這些生長于改革開放以后的年輕人,走出大學校門還沒有幾年,缺少基層工作經(jīng)驗,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后能否擔起重任?能否經(jīng)受得住各種**和考驗?

    仍顯稚氣未脫的趙臻表示,自己對勝任新崗位充滿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到了新崗位后,我要盡快熟悉各項政策、提高綜合協(xié)調(diào)能力,增強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9歲市長周森鋒坦言,雖然自己基本打開了工作局面,但閱歷和實踐經(jīng)驗相對單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學習,多實踐,多擔當,多歷練自己?!?br/>
    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常務副校長談宜彥認為:“年齡并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于兩個素質(zhì):基層工作經(jīng)驗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這兩個素質(zhì)對地方干部尤其重要。”他對青年干部提出建議,一定要走進鄉(xiāng)村體驗民生,了解社情民意,以培養(yǎng)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唐代賢相張九齡提出的這個選官原則,時至今日仍值得借鑒。如今許多干部缺少基層鍛煉,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容易出現(xiàn)作風漂浮、脫離群眾的危險。李康認為:“年輕干部缺少經(jīng)驗,必須通過深入基層和實踐鍛煉補上一課,在實踐鍛煉中提升綜合素質(zhì)?!?br/>
    李康告訴記者,對這批副縣級掛職干部,昆明市實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確保他們有職有權,又要嚴格考核管理??己藘?yōu)勝者將有機會充實到領導班子中,不合格者將重回原職或調(diào)整崗位。這將促進年輕干部求真務實、埋頭苦干,而不是無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無疑對憑借資歷等待提拔的干部形成了沖擊。有人抱怨說:“本地干部都排著隊呢,招這么多年輕人,以后提拔更難了!”李康對這種看法并不茍同,認為這正是論資排輩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規(guī)選拔程序還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會得到重用。改革發(fā)展事業(yè)有了接班人,我們應該感到高興,更應該有"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緊迫感?!?br/>
    干部隊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無完結的歷史過程。全國各個層次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數(shù)量仍然偏少,公眾期待選拔年輕干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后、70后廳處級干部真正能洋溢著朝氣、生氣和銳氣,一掃地方官場暮氣。在此形勢下,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的步子還要邁得再大些,干部年輕化的清新之風還要來得更猛烈些!

    4名問題高官高密度落馬的標本性意義

    2009年06月21日來源:新華網(wǎng)

    日前,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調(diào)查,這已是中國本月第四次公布對“問題高官”的處理情況。之前,官方分別通報,8日深圳市長許宗衡被調(diào)查,9日原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被調(diào)查,12日全國人大財經(jīng)委原副主任委員朱志剛被調(diào)查。

    6月份,先后相繼落馬4名問題高官全部是副省級以上的官員,其職位之高、密度之大,極為罕見,標志著我國掀起了新一輪反腐**,中國政壇刮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2009年6月份,可以說是一個“高官落馬月”,在我國反腐工作上具有標本性意義。

    “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不論官員的權力有多大、職務有多高、根子有多深、關系有多硬、隱蔽有多嚴,只要敢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挑釁黨紀國法的權威,就必將會被繩之以法,受到法律的嚴懲。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也表明了黨中央堅決查處大案要案的決心,說明中央對待反腐工作是認真嚴肅的,是要動真格的,對待**分子發(fā)現(xiàn)一個查處一個,毫不留情、絕不手軟,這必將對**分子起到極大的心理震懾作用。

    黨中央這次連續(xù)查處4名高官的另外一個亮點,是沒有“猶把琵琶半掩面”,遮遮蓋蓋、吞吞吐吐,而是第一時間披露了相關信息,提高了反腐工作的透明度,保證了公眾的知情權、監(jiān)督權,防止了一些流言蜚語、“小道信息”的肆意傳播、混淆視聽。

    貪污**等問題官員是干部隊伍中的“害群之馬”,這些問題官員嚴重地敗壞了黨風政風,是侵吞人民財產(chǎn)的“蛀蟲”,是危害社稷安危的“罪魁”,是阻礙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絆腳石”“攔路虎”。**分子為人民所唾棄、國法所不容。

    查處形形色色的**分子,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xiàn),懲治**、端正黨風的有效手段。**以來,黨中央嚴肅查處了劉方仁、高嚴、杜世成、劉志華、邱曉華、鄭筱萸等一大批貪官,有力地純潔了黨員干部隊伍、端正了黨風政風。2007年6月25日,**中央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fā)表重要講話時強調(diào):“在堅決懲治**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報告把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定位為“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進一步明確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體系建設”,特別是提出了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原則、途徑和目標,標志著我們黨對反腐倡廉建設的規(guī)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肅貪需重拳。重拳打擊**分子的囂張氣焰是反腐工作的現(xiàn)實需要,是人民群眾的所求所盼。但是,反腐工作是一項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工作,不是說查處一批高官,搞幾次反腐風暴,就萬事大吉了,就能從根本的上解決問題了。嚴懲**官員只是反腐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治**必須要抓源頭、抓根本,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要建立健全反腐工作制度。制度建設是反腐工作的根本,懲治**的核心是制度。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時,關鍵是要抓好反腐制度的落實,以制度反腐;要推行官員財產(chǎn)公開制度。定期把官員財產(chǎn)拿出來曬一曬,向公眾真實地公開官員的財產(chǎn)狀況,廉潔不廉潔,一曬便知道;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濫用權力是官員**的源頭,官員不能濫用權力,**也就無從談起了。要進一步提高公務的透明度,落實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變“暗箱作業(yè)”為“陽光操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官員哪些見不得天日的**行為自然也就灰飛煙滅了。

    4名問題高官的相繼落馬,筆者也是感慨萬千,不由想起了陳毅同志的一首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jiān)督,萬目睽睽難逃脫”。在此也奉勸哪些尚未落馬的貪官“貪海無邊,回頭是岸”?。ㄩZ華)

    2008年諸多高官落馬官商勾結“江湖”氣息盛行

    2009年01月01日

    來源:南風窗

    本刊記者邢少文

    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結束了一個法制混亂的時代。此后,包括總警司、總華探長以及眾多黑幫紛紛垮臺,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時間“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風驟雨之中,眾多黑社會大佬們紛紛驚呼,“時代不同了”!

    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一年,紀檢部門反腐風暴勁刮,諸多高官紛紛落馬。

    在這些“雷老虎”落馬的身后,亦浮現(xiàn)出一批“幫派”人物。在過去的30年中,這些人被合稱為“權貴資本”。其中,官商勾結,灰色地帶發(fā)家之事,與“江湖”不無類似。

    這一年,涌金集團魏東自殺,“公路大王”劉根山被捕,金元帝國向德洪被雙規(guī),中國首富黃光裕遭調(diào)查。此外,古井貢的王效金、福禧投資的張榮坤也于這一年獲刑,而三鹿集團曾經(jīng)的全國勞模田文華亦被刑拘。

    新的時代,新的階層,公眾執(zhí)著于對企業(yè)家進行“道德”追問。這一年,萬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等向來以“德高藝馨”面目示人的企業(yè)家也曾飽受爭議。

    諸多的追問,這些年中其實一直在延續(xù),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來中國企業(yè)家這個新興階層身上的“道德”與“倫理”。

    更深的疑問則在于,時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與實業(yè)的游戲

    在許多故事中,資本市場是一個滋生**、貪婪與罪惡的場所,頗像黑社會操縱下的賭場。

    歲末寒冬,企業(yè)界最沖擊眼球的事件,莫過于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的被調(diào)查。年輕的中國首富、神秘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財富積累、強悍的商業(yè)作風、二次被查、光頭,等等,這些元素使黃看上去頗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雖然截至目前,黃光裕“犯事”的真實原因仍未明了,但從官方已透露的信息來看,大概集中于證券市場操縱嫌疑,涉及黃光??刂频娜?lián)商社、中關村重組事宜,以及其兄黃俊欽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經(jīng)官方證實的消息還包括行賄商務部官員和騙取銀行貸款。

    國美電器的全國分店雖然已達1200家,但在行業(yè)人士看來,電器銷售屬于薄利。而國美商業(yè)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占用供貨商3~4個月的短期流動資金,利用供貨商的短期資金,黃光裕如銀行吸儲般將這些浮動資金用于門店擴張,并投向房地產(chǎn)和資本市場,這或許才是獲取高利潤回報的領域。這對于銀行借貸比較困難的民營企業(yè)而言,相當于“類金融模式”。

    國美電器借殼中國鵬潤在香港上市之后,黃光裕曾數(shù)次套現(xiàn),在2008年胡潤百富榜中財富排名以430億元位居第一。

    在黃參與中關村以及三聯(lián)商社的重組之中,都隱現(xiàn)了資本市場上慣常所用的一種手段,即“高估資產(chǎn)――注資控股――套現(xiàn)”。

    做實業(yè)是一分錢一分錢掙,實在太累,而資本市場的暴富機會明顯大得多。中國的民營企業(yè)家,受此**者不知凡幾。先以實業(yè)為概念,再通過資本市場,獲取大量資金,繼續(xù)擴大和多元化,打造“產(chǎn)融結合”的商業(yè)帝國。前有德隆的唐萬新兄弟,后有黃光裕兄弟。

    “最后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業(yè)發(fā)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根山的倒下,亦可從中尋見類似軌跡。

    2000年開始,上海及浙江等地政府開始嘗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礎建設、道路建設”的政策,在公路建設中嘗試引進民營資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長期穩(wěn)定的投資收益,使得民間資本趨之若鶩。在上海,劉根山控股了滬青平高速公路,又參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上海段和南環(huán)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寧波繞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侖港高速三條公路的控股權。

    但同樣的道理,高速公路雖有穩(wěn)定的收益,但財富積累過程“太慢”,一條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贏利。而劉根山著眼之處則在于,如何將這些公路資產(chǎn)包裝后注入香港的殼公司,以便在資本市場上獲取大利。

    在此之后,由于香港資本市場的監(jiān)管嚴格,劉根山的公路資產(chǎn)未能如愿注入香港殼公司,在資本市場遭受沉重打擊。而由于攤子鋪得過大,資金周轉不靈,劉根山利用銀行貸款在不同的項目間進行騰挪,2008年6月5日終于東窗事發(fā),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巨額注冊資本金。

    “八個杯子七個蓋”的游戲,前有顧雛軍,今有劉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資控股董事長張榮坤的**之路,亦與劉根山無太大差別,坐莊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設為名獲取大量銀行貸款,再將資金投向房地產(chǎn)和資本市場等“來錢快”的產(chǎn)業(yè)。

    當某一天這個游戲玩不轉的時候,操縱交易、造假欺詐、違規(guī)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隨之而來。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yè)帝國”瞬間便可煙消云散,叱咤風云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誰的“原罪”?

    游戲自有游戲的規(guī)則,相對證券市場操縱交易、虛報資本、抽逃注冊資本金等相對量刑較輕的罪名而言,這一游戲失敗更嚴重的罪名則是類似張榮坤的行賄罪。

    在這些企業(yè)家構筑“商業(yè)帝國”的過程之中,需要兩個條件,一為項目,二為銀行貸款,項目能夠搭建起“實業(yè)”,資金能夠構筑“金融”。膽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這兩項資源,在轉型中國,掌握在政府部門官員的手中。

    黃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與原北京中行行長牛忠光案有關。劉根山案的身后,則是原紹興市委書記馮順橋、原浙江省交通廳廳長趙詹奇等高層人士的案發(fā),劉并牽涉在原建行行長張恩照受賄案中。

    以行賄、造假、騙貸、騰挪的方式獲得項目和資金,對于部分民營企業(yè)家而言,似乎是一條難以抗拒的致富捷徑,這一方面也因為他們面臨著與國有企業(yè)天然優(yōu)勢以及跨國企業(yè)財大氣粗的“不平等競爭”。

    違規(guī)者,要么官商勾結快速獲得新資源,要么與國有企業(yè)和地方政府官員一道瓜分國有資產(chǎn)。后者如顧雛軍及張海,更拉上國有企業(yè)的當家人一同“下水”。貴州金元董事長向德洪的被雙規(guī),亦與涉嫌造成國有資產(chǎn)流失有關。

    而由于證券市場和產(chǎn)權交易市場的不成熟,法律法規(guī)不細化,執(zhí)行和監(jiān)督機制的缺失,使得類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項目審批、國有企業(yè)轉制、公共項目招投標、銀行貸款,無一不涉及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出租以及萬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說,這是民營企業(yè)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過歸誰?“權力尋租”是對市場規(guī)則和法律的踐踏,還是“逼良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溫州八大王”曾因“投機倒把罪”被全國通緝,抓的抓,逃的逃,個體戶年廣久也曾幾度入獄,再至后來,亦有孫大午的非法民間集資罪等等。如今看來,這些罪名顯然是時代的產(chǎn)物,有著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法制建設滯后的印記。

    如今的問題則由“無法可依”變?yōu)椤坝蟹ú灰馈保窃谥贫炔煌晟浦畷r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yè)家,思維與做法卻仍然停留在發(fā)家時代,與其說他們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說是“現(xiàn)罪”。其背后,仍是“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江湖風險。

    道德與倫理

    道德在很多時候是一個不靠譜的東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這一年中,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全國勞模淪為公眾眼中的“毒奶大王”,連此前聲名頗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擊為利用“民族牌”的廉價眼淚來獲取公眾的同情。

    老牛的呼聲完全可能發(fā)自一片真誠,但令人尷尬的是,事實上這種情感模式在客觀上卻可能有損“民族利益”:請設想,如果一家蒙古國的公司出資收購以蒙古族牧民在內(nèi)蒙古草原上飼養(yǎng)的奶牛為奶源的奶業(yè)公司,是否還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機?

    人們不必期望企業(yè)家突破狹隘的民族想象,為全社會提供稀缺的精神糧食,這不是企業(yè)家的分內(nèi)之職。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錢能還、把顧客當人而不用當作上帝,慣于貼近底線生存的中國人民就能滿意了。

    如果說守法經(jīng)營是企業(yè)倫理的底線,那么,富有社會責任感則應是企業(yè)家的更高追求。多數(shù)的企業(yè)家認為,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主要體現(xiàn)在為股東創(chuàng)造價值,為社會創(chuàng)造稅收和就業(yè)上。但在2008年,有一個人卻因為“社會責任”而飽受批評,這個人就是萬科董事長王石。

    在“5?12大地震”后的慈善捐贈中,王石撰文認為萬科捐贈220萬的數(shù)目沒有不當,“捐贈不能給企業(yè)造成負擔”、“做慈善是一種常態(tài)”的觀點,遭來網(wǎng)民的罵聲一片,認為這不符合王石和萬科一向以來樹立的慈善形象,過于吝嗇,缺乏社會責任感。

    民眾的批評雖然過于感性,評判企業(yè)和企業(yè)家慈善的標準過于簡單,將法律范疇外的自愿捐贈數(shù)額的多少,一次捐贈數(shù)額的多少,完全等同于企業(yè)社會責任踐行的多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一個新的時代,民眾對企業(yè)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萬科承諾無償投入1億元用于災后重建之后。企業(yè)家面臨著“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信任危機,慈善行為幾乎已經(jīng)成為國產(chǎn)企業(yè)家從社會輿論中唯一可以獲得的“檢疫合格證”和“免罪符”。而且證書的有效期并不確定,全視下一次慈善表現(xiàn)而定,被吊銷是一瞬間的事。病態(tài)社會里的病態(tài)慈善,應該被批評的,遠不僅是企業(yè)家階層。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的企業(yè)家們埋頭掙錢,利用各種各樣的資源分配通道和個人智慧,獲得了財富的積累,他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如何實現(xiàn)“取之于社會,還之于社會”的商業(yè)信條。

    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疇之外,在公共財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區(qū)和人群,人們更愿意看到企業(yè)或者企業(yè)家懷抱更為寬廣的仁濟之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度,特別是在企業(yè)的發(fā)展是依靠一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獲取的情況之下。這也是類似房地產(chǎn)企業(yè)或者壟斷型企業(yè)為什么在此次捐贈中最為飽受非議的一個原因。

    在對諸多捐贈數(shù)額小的企業(yè)家的批判中,另一個人物則受到網(wǎng)民推崇。他就是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長陳光標。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陳光標即親自率領自己公司的職員開著60臺重型機械奔赴災區(qū)參與救援,并隨身帶上百萬余元現(xiàn)金,到災區(qū)親手給災民發(fā)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陳光標共捐贈785萬元現(xiàn)金,以及大量的物資。

    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重塑企業(yè)倫理,是建設在法律、社會制度、公司治理結構改善的基礎之上的。而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諸多企業(yè)家的道德心被塵蔽,慈善心則被壓抑了。

    如果中國社會確實在走向成熟,那么企業(yè)家的成熟,也應該是同步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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