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兼職老師之中，其中最為特例的就是王利器了。

    這位先生，被聘請到北大的時候，已經(jīng)六十多了。

    如果擱前世，早就退休了。

    然而，因為十年時間，主管退休事物的勞工部被撤銷，公會系統(tǒng)癱瘓，社會保險幾斤的征集、管理、調(diào)劑使用制毒被迫停止、退休制毒形同虛設(shè)。

    直到今年，國務院才頒布《國務院關(guān)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國務院關(guān)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本質(zhì)上是恢復、調(diào)整1958年的退休政策，并且平亂十年的混亂制度。

    王利器先生，基本上屬于半退休狀態(tài)。

    然而，對方被聘請到北大開課，也是有歷史淵源的。

    因為，王利器從川大中文系畢業(yè)之后，就考入了北大文研所讀研，師從傅斯年先生，而且，還是傅斯年唯一的一個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yè)之后，就被川大文研所聘請回去當老師，抗戰(zhàn)勝利后，組成西南聯(lián)大的三校分別復員，北大遷回原北平校址。

    他才被傅斯年聘請到北大中文系當老師，所以，早年間在北大文研所，他跟鄧廣銘先生是認識的。

    十年間，就算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這位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著作。

    因為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才被聘請到北大歷史系開設(shè)《古文選讀》課程。

    蘇亦去蹭課的時候，對方正在講授《文心雕龍》，跟漆俠的《宋代經(jīng)濟史》連講義都是臨時編著的不一樣，王利器先生講課的時候，直接就給大家分發(fā)了油印版的原文講義。

    這點上，倒是跟蘇亦之前在新會一中講座的時候，派發(fā)的和尊銘文講義有點像。

    這也是這個年代大師開設(shè)新課程的常態(tài)，大多數(shù)的時候連教材都沒有，老師在臺上信馬由韁、自由發(fā)揮，臺下的學生宛如聽天書，雙目呆滯。

    好在，北大的老師都知道剛剛恢復高考后的77-78級學生普遍基礎(chǔ)都不好，所以，講課的時候，也沒有講述太過深奧的內(nèi)容。

    好比如這位王利器。

    在講述《文心雕龍》的時候，也對著原文逐字逐句的講，還在講臺上板書，就跟教小朋友古文啟蒙差不多。

    一板一眼的，跟之前的寧可、漆俠、蔡美彪等人都不太一樣，估計這就是中文系教授跟歷史系教授不一樣的地方吧。

    前世，蘇亦看《文心雕龍》的時候，還是易中天教授的《〈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易中天教授是教哲學教美學的，自然而然，就從美學的角度去解構(gòu)這書，而王利器這不一樣，他是中文系的，還是研究古文獻的，所以他注重的還是教授大家如何讀懂這書。

    而且，老先生講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講文獻。

    比如《文心雕龍》，講完內(nèi)容之后，又開始講述各種批注版本。

    比如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老先生對這本書評價還挺高的，直接說，“范注是《雕龍》舊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時代研究的開山鼻祖?！?br/>
    實際上，王利器先生也自己編著了一本《文心雕龍新書》只不過這本書并沒有在國內(nèi)出版而已，反而，是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直接在臺灣給出版了。

    同樣，范注之中也有他增添的不少注釋。

    所以，到了最后，老先生有些謙虛的說，“我在古籍社當編輯時，能參與此書的編著是我之榮幸?！?br/>
    然后，跟大多數(shù)北大教授一樣，課后就直接給大家列書單。

    重點推薦《史記》跟《莊子》兩本。

    那么多老師，王利器是唯一一個全程忽略蘇亦這個歷史系“小師兄”的存在。

    并沒有對他做特殊化，真要說有什么特殊化的地方就是，老先生走到蘇亦身邊的時候，還下意識問他，“同學，能聽得懂嗎？”

    等蘇亦點了點頭，還當場跟他讀一段《文心雕龍》的白話版，老先生才滿意離開。

    除此之外，老先生都不搭理他。

    畢竟老先生這輩子見過的少年天才多不勝數(shù)，而，他本身就曾經(jīng)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不過以上這些，都不是最讓蘇亦印象深刻的，最讓蘇亦印象深刻的，還是因為鄧廣銘先生準備把老先生挖到北大，卻沒有挖成。

    等中午他去食堂吃飯，撞見范長流，跟他提起王利器先生的時候，范長流還有些遺憾。

    他是鄧廣銘先生的研究生，經(jīng)常要幫導師處理一些事情，所以對歷史系的人事問題，他再清楚不過。

    平時跟蘇亦他聊天的時候，他也沒有藏著掖著，所以，很多歷史系的人事調(diào)動，蘇亦都是從他的口中得知的。

    之前，鄧廣銘先生聘請王利器他們這些老師兼職開課，只是解燃眉之急。

    應急之外，鄧先生也有長遠打算，那就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調(diào)幾位名家進入歷史系。鄧先生先后提出調(diào)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范長流說，“第一是商調(diào)王利器先生。王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個古籍部門工作，1973年跟鄧先生一起在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

    對于中華書局的這個版本“二十四史”蘇亦是熟悉的，或者說大家都很熟悉，因為大家看的二十四史版本，差不多就是這個版。

    可以說這是國家級的圖書工程。

    這套書有多厲害？

    用百度百科的詞條：點校本“二十四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shù)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yè)最高成就的標志性成果。

    那么國家為什么要弄這樣的出版工程？

    其實，蘇亦對這段歷史也模糊。

    但，二十四史他看過不少的版本，對于普通人來說，點校本二十四史無疑是最容易閱讀的。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準本，但是武英殿本并非沒有缺點，所以才有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傳統(tǒng)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

    五十年代，由國家領(lǐng)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所以，這些書一開始并沒有什么標點符號。要沒這版本，大多數(shù)人都看不懂二十四史，好吧，就算有標點符號，要是沒有譯本，普通人也看不懂。

    不過蘇亦聽到范長流這項工程，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王利器跟鄧廣銘先生除了早年間的情誼，73年代還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個段共事經(jīng)歷。

    難怪，可以把對方挖過來北大開課。

    當然，王利器最為出名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兩千萬富翁”的名號。

    因為后來他整理古籍將近兩千萬字，大有成就。社會上“萬元戶”興起的時候，他被人們稱為“兩千萬富翁”。

    能夠有這樣一個稱號，可想而知，王利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有多深厚。

    北大學生能夠有這樣一個先生來開設(shè)《古文選讀》，何其之幸。

    只不過這種幸福，對于當下的北大歷史系學生來說，還未能感知罷了。

    因為古文，對于剛?cè)雽W的歷史系新生來說，太枯燥了。

    甚至大部分學生都是讀不懂的。

    所以面對這幫子愁眉苦臉的家伙，蘇亦也算是找回一點點自信。

    之前在蔡美彪《遼金元史》的課堂上，他也被打擊得不要不要的。

    相比較之下，他對文獻的閱讀能力就比臺下的大部分歷史系學生都要強。

    這種強，是能夠很明顯感受出來的。

    但不管如何，鄧廣銘先生對王利器是重視的。

    然而，這位“兩千萬富翁”的調(diào)入一直沒有進展。

    原因很簡單，出版社那邊也不想放人。

    王利器的學問之大，出版社的領(lǐng)導要不是瞎子，肯定早有耳聞。

    另外一個商調(diào)王仲犖，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鄧先生在中華書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上個世紀50年代，有過一本有名的雜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創(chuàng)辦者之一。

    鄧先生看中了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門出面三次去函商調(diào)，王仲犖本人很客氣，只說：“山大已經(jīng)成了我的第二故鄉(xiāng)了”

    不僅如此，山大的人事部門很有意思，他們并不打官腔，也沒有委婉的拒絕，而是直接給北大歷史系發(fā)函說，“我們山大想調(diào)你們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過來，不知可否？”

    這樣一來，事情就好玩了。

    鄧主任本來決意調(diào)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調(diào)王仲犖的事絕口不再提起。

    顯然，這個年代山大的底氣還是很足的，在人文社科方面跟北大相比較并沒有遜色多少。

    實際上，王仲犖的名頭太大了。

    而且，對方從1947年起任職于山東大學，還當過山大歷史系主任，是山大“文史見長”學術(shù)特色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和歷史學科的代表性學者。

    就連蘇亦這樣的半吊子，前世都翻看過對方的《魏晉南北朝史》以及《隋唐五代史》。

    相比較山大的高效率，山西的節(jié)奏好像比北京慢一點，因為鄧廣銘想調(diào)任的第三位王先生就是——王永興。

    58年的時候，王永興調(diào)入山西教師進修學院任職。北大歷史系商調(diào)第三位王永興的函件一去，山西教師進修學院表示同意。

    可調(diào)人的手續(xù)辦起來相當繁雜，按照常規(guī)要耗費很多時日。在辦理后續(xù)事務的過程中，一來二去，問題就出現(xiàn)了。

    辦到山西教育廳一層，卡住了。

    原因也很簡單，山西師修學院不知道王永興的厲害，教育廳的相關(guān)領(lǐng)導會不知道嗎？就算不知道，等北大興師動眾去調(diào)人的時候，山西那邊想不知道都難了。

    所以，王永興的分量，到這個時候，山西慢慢掂了出來，這樣一來，山西就不放人了。

    眼看到手的鴨子就要飛走，這下急壞了鄧廣銘。

    不過最后，王永興還是順利被調(diào)任到北大歷史系。

    這其中的變故，主要還是歷史系這邊用了歪招。

    蘇亦就想知道這中間北大這邊使出啥歪招？

    不然，現(xiàn)在王永興怎么會調(diào)入北大？

    好在范長流也不隱瞞，他說，“主要是北大這邊直接跳過省廳，跟省大領(lǐng)導對話了。這個主意好是咱們歷史系的李培豪老師支招的。”

    “李培豪？”蘇亦有些陌生。

    范長流說，“還沒開課，如果要開課的話，李老師應該會接過寧可先生開中國通史吧?！?br/>
    難怪。

    “現(xiàn)在李老師在系辦幫忙。他也是咱們北大歷史系畢業(yè)的，59年，畢業(yè)以后就留校。他頭腦靈活，人很活躍，辦事也熱心。這段時間，他給鄧先生幫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里沒有任何職務，全憑熱心。他聽到這事以后，才給鄧先生支招的。”

    “不過北大歷史系這邊想要找省里，也不容易的。因為根本就不知道找誰。最后，還是李老師從報紙上得知他們的大領(lǐng)導李立功。”

    “李老師就說，請北大新任的領(lǐng)導周林寫封信給李立功?！?br/>
    因為周林也在貴州當過大領(lǐng)導，周、李二人應有同僚之誼，就是沒有交集，也會彼此相知。商量了一會兒，又覺得，先報告周林，等周寫信寄李，到達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時候，更不可知，這個辦法的流程太繁，恐怕來不及。后來說，干脆起草一封信給周林，請周簽字發(fā)出就好。

    “最后還是李老師提議，用周林的名義寫封信，直接寄給李立功本人親啟，或許還來得及挽救?！?br/>
    鄧先生說：“好！這個主意好。周林跟我說過，讓我放手干，凡對歷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后會報告周林，他不會不同意?！?br/>
    從這點就看得出來，鄧廣銘先生任職北大歷史系主任是有校領(lǐng)導在后面大力支持的。

    甚至，鄧廣銘還對時任歷史系書記郝斌說：“現(xiàn)在就寫。你動筆，豎著寫?！?br/>
    當時郝斌寫個抬頭“立功同志”就打住了，因為根本就不知道咋寫。畢竟，總得像熟人一樣先問候幾句做個鋪墊吧，可說什么呢？周林和李立功，都當過省大領(lǐng)導，至于他們的其他關(guān)系，北大歷史系這邊根本就不知道，往下沒詞兒了。

    “最后還是李老師靈便，他說就寫十年，我們都有磨難——一筆帶過，跟著寫，現(xiàn)在我出任北大，茲有一事相煩……然后，鄧主任、郝支書還有李老師三個人湊寫了一封信，當天發(fā)出，然后王永興教授就真的被調(diào)動成功，是不是跟這封信有點關(guān)系則不得而知?！?br/>
    最后說完，范長流望著蘇亦，“這事，你可不能往外亂說，不然，我可不認?！?br/>
    禍從口出患從口入，這點，蘇亦是知道的。

    范長流能夠把這些辛秘告訴他，已是不已。

    畢竟涉及到周李兩位大領(lǐng)導，這個層面的事情，對于蘇亦來說，太過遙遠。

    他也只能夠感慨，這年頭想要調(diào)一個大學教授，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但整個故事聽下來。

    蘇亦除了對王永興這尊大佬越發(fā)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個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這可是個人才啊。

    能夠在這個年代如此懂得變通，就算在學術(shù)方面毫無建樹，在政務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后，有這樣的人物當領(lǐng)導，北大歷史系肯定越來越好。

    就是不知道為什么，這位先生后世在北大歷史系并沒有留下什么事跡。

    前世，蘇亦在北大蹭課的時候，并沒有聽說對方的名諱？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么變故調(diào)離北大了，不然，這樣一個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無名。

    要知道故事里面的另外一個主人公——郝斌，未來都成功擔任北大副校長。

    但不管如何，蘇亦覺得未來都應該跟對方好好結(jié)交一番。

    王永興先生調(diào)來北大，對于北大歷史學科建設(shè)是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的。

    鄧、王兩位的合作，甚至再過兩三年，北大歷史系就順勢成立一個中國中古史中心。后來一直都是鄧廣銘先生擔任中心主任。

    也因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專業(yè)從歷史系獨立出去的時候，歷史系就算損失頗大，也因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于傷筋動骨；也讓北大歷史系的分量沒減，在全國高校的歷史學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鎮(zhèn)。

    不過這是后話了。

    故事最終還是要回到王永興的身上。

    這位先生，蘇亦去蹭課的時候，對他已經(jīng)不算陌生了。

    因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時候，就曾經(jīng)提及過這位先生。

    因為王永興跟周一良兩人都是陳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這位好像也蠻有八卦潛質(zhì)的，他被拒絕讀鄧廣銘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訴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之前在新生見面會上的發(fā)言，多半也是這位先生說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么會知道自己提出來的“蒙滿回藏鮮之學”。

    所以，蘇亦特意去圖書館查一下對方的資料，還刻意跟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許婉韻打聽對方的情況。

    再加上，前世一些記憶，蘇亦也對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讀清華，后來隨著清華南遷，到西南聯(lián)大，后來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學部讀研，當年，不過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時候，是獨立于西南聯(lián)大的，跟西南聯(lián)大并沒有什么隸屬關(guān)系。

    王一邊在文研所讀研一邊擔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職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遷他離開北大才結(jié)束。

    他之所以離開北大，完全就是因為陳寅恪先生要會清華大學，點名要他當助手，因為，當時陳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經(jīng)很嚴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興在清華一待就是好幾年，不過52年院系大調(diào)整的時候，他并沒有如同周一良一樣被調(diào)任到北大，而是擔任清華工農(nóng)中學常務副校長。

    后來，又調(diào)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當編輯；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師修學院任教，曾參加中華書局點?！岸氖贰钡墓ぷ鳌?br/>
    也只是因為如此，才能跟鄧廣銘認識。

    所以三王被鄧廣銘如此欣賞是有原因的。

    王永興被調(diào)入北大歷史系以后，一個學期，同時開設(shè)了兩門課程。

    這樣的老師，可不多見。

    畢竟，北大的名師雖然不多，但并非沒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張光達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學，這兩個課程，蘇亦想都沒有想到就選擇敦煌學。

    因為隋唐史部分，對于蘇亦來說可學可不學。

    而且之前蹭張光達《中國通史》課程的時候，對方講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這個時候，張光達的研究方向依舊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亞史，他的隋唐史造詣不俗，對于蘇亦這樣一個半吊子來說，聽他的課程足夠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興的課堂再次聽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開設(shè)《中國通史》隋唐部分，又開設(shè)《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國通史》、《世界通史》這兩門都是中國史的專業(yè)基礎(chǔ)課。

    實際上，也不僅北大歷史專業(yè)的學生要上，就連北大考古專業(yè)的學生也都要上。

    至于《隋唐史》則屬于專業(yè)必修課程。

    王永興是敦煌學的大牛，蘇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沒少聽過他的名頭。

    他以前在云大讀研的是一個師兄后來考入蘭大讀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學，他之前做考古公眾號策劃敦煌學推書的時候，就曾經(jīng)跟這位師兄求助，對方就曾經(jīng)給推薦王永興的專著。

    當時，他簡單翻看一下，也了解過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么知道王永興、周一良跟陳寅恪三人的軼事。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蘇亦對于王永興教授的課程就越發(fā)的期待了。

    可以說，這是他第一次正兒八經(jīng)的接觸敦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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