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王在晉可以不管這件事,直接領導孫承宗和他在是否守寧遠這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意見不和,以王在晉豐富的官場經(jīng)驗來看,自己在遼東經(jīng)略這個位置上是呆不得多久了;然而,王在晉畢竟是個長期做實事的人,還是不太放心山海關的事務,于是,王在晉特地來找孫承宗,看看孫承宗整天在忙什么事。
原來孫承宗在準備給皇帝的奏折,他深深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天啟皇帝和朝堂上的諸位大佬們,他們最看重的并不是什么實務,而是要看你的奏折;孫承宗在翰林院多年,論文字功夫可是完爆王在晉的。
孫承宗給天啟皇帝寫了一封《守關外筑寧遠疏》,在這篇文章里闡述了他對王在晉的看法,以及對遼東防務的想法:“奴未抵鎮(zhèn)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jīng)撫之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為西虜往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匿影關內,而無能轉其畏奴之情以畏法,化其謀利之心以謀敵,此臣與經(jīng)臣之罪也?!?br/>
臣欲會諸臣之議而以百萬金錢筑八里者筑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當寧遠之沖,與覺華島相犄角。奴寇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后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于二百里外,以漸遠于關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至修守備,自當在關以內;而提掇鎮(zhèn)之精神,當令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更望經(jīng)臣于虛活之著提掇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戰(zhàn),事事在戰(zhàn),勿令踞足于十六里之內乃為善守關也。
蓋不能戰(zhàn)決不能守,而以戰(zhàn)失守不可,以守忘戰(zhàn)不可也??傊?,西虜之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眾必不可遺西虜,百萬之金錢或當為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寧遠之計。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主帥之聞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非不正。“
孫承宗開頭即點明了目前遼東的現(xiàn)狀,他提出了自己的遠景規(guī)劃,即在王在晉守山海關的防御方案基礎上,提出要修寧遠與覺華島,形成犄角之勢,更提出要收二百里疆土;寧遠再過二百里,就是錦州;孫承宗認為要將防線推升到錦州一線去提升將士們的精神,朝堂上的皇帝、大臣們未必真的了解遼東的形勢、國家財政有多么緊張,但喜歡聽捷報,喜歡看收復疆土則是人之常情。
胡子睿知道孫承宗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是個名臣,在天啟、崇禎年間官場上幾經(jīng)浮沉,最后還是隱居鄉(xiāng)里,后來身老小死在抗清的戰(zhàn)爭中。胡子睿覺得不管孫承宗本人能力如何,起碼在抗清的大節(jié)上沒有虧欠。但對于孫承宗的這套戰(zhàn)法,胡子睿只有一個評價,那就是華而不實,超出大明的國力范圍。
大明帝國可不是后世的星條國,由著海量的資源可以拿進去填,立洪武皇帝建國以來,就奉行少收稅,藏富于民的財政政策,如果不發(fā)生大的戰(zhàn)爭,這樣做還可以勉強支持,照他這套戰(zhàn)法,大明帝國不被拖得財政破產(chǎn)才快,前期的天啟、崇禎皇帝他們就是信了這幫人的鬼話,向農(nóng)民加響,農(nóng)民活不下去,就要起來造反。胡子睿可不像前世那樣被農(nóng)民起義逼死。
孫承宗這封上疏里面更寄托了自己對王在晉的期待,那就是不能一味向天啟皇帝反映實際情況,只講困難,不講情杯,不鼓勵朝臣、天啟皇帝那是不行的。而孫承宗所說的西虜以及前文所說的西部,其實都是指山海關,寧遠一線以西的蒙古人。自太祖皇帝推翻元朝的統(tǒng)冶后,蒙古部落就一直在漠北以游牧為生,在建虜沒有興起之前,一直是明朝邊軍的主要對手;由于太祖皇帝、成祖皇帝的北伐摧毀了原先穩(wěn)固的成吉思汗家族統(tǒng)冶,蒙古部落一直處于分離的狀態(tài),沒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統(tǒng)冶中心。
直到明英宗年間,瓦刺部落首領也先統(tǒng)一了東部蒙古各部,然后一方面通過軍事征討、另一方通過封官許愿、結成姻親等手段,將哈密、沙州、女真、兀良哈三衛(wèi)等部落,分別置于自己統(tǒng)治之下;至此,也先的勢力東達朝鮮,西達中亞塔拉斯河,北至西伯利亞,南邊直面大明王朝。
也先借著向明朝進貢的幌子,將明朝的情況摸得“清清楚楚”,原來此時的朝堂被一個宦官掌控了,他就是王振。王振本是蔚州(今蔚縣)人,在入閣前的王振本是教書先生出身,靠逢迎上意,騙取了宣宗皇帝的親任,任命他服待皇太子。
在英宗皇帝繼位后,王振任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當時尚有太皇太后、內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抑制他,他不敢放肆;正統(tǒng)七年(公元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太皇太后死后,楊士奇、楊榮、楊溥老的老、退的退,英宗皇帝又非常寵信王振,于是王振勾結朝臣,逐漸把控了朝政,成為大明王朝歷史上第一個權閹。
洪武皇帝曾經(jīng)立下一個鐵牌,上書道:“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王振居然偷偷地把這塊鐵牌取了下來;他大肆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當時有不少無恥的大臣拜他為翁父;對于不肯賄賂他的人,即使是朝堂重臣,王振也“想方設法”地羅織罪名來陷害忠良。
也先看到朝堂上的政冶腐敗、防務松馳,認為有機可乘,于是在正統(tǒng)十四年(明英宗年號,公元一千四百四十八年)七月,也先借口貢馬沒能得到賞賜,精心策劃了四路大軍進攻明朝;東路軍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副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這兩路軍都是用來牽制明朝的邊軍,使其不能能支援宣府、大同。
中路才是也先進攻的重點,“老奸巨滑”的也先又擺出迷魂陣,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tǒng)率進攻宣府鎮(zhèn)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