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蔡孟堅與“顧順章案”
“顧順章”這個案子并不是軍統(tǒng)破的，蔡孟堅也不是軍統(tǒng)的（嚴格來講，也不是中統(tǒng)的），不過，談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戰(zhàn)，這個案子似乎是繞不過去的。
1927年9月，**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
這里不得不再簡單歸納一下歷史，即**中央機關所在地的幾次遷移，給大家提供點資料：
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國**“一大”在上海召開，7月31日在浙江嘉興南湖閉幕。這個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來了。
這里順便說說關于“一大”召開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由于條件所限，“一大”召開的當時，沒有留下很詳盡的會議資料，也可能是有所遺失，總之，時過境遷，多少年以后，所有的當事人，誰也回憶不起來當時開會的時間和地點了。
1938年5月，**同志在《論持久戰(zhàn)》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边@是我黨“官方”第一次明確提出把“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從此就一直延續(xù)下來。
但這么重要的事情，總歸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會址，還是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來他曾寫過一本書，叫《往矣集》，其中很詳細地提到“一大”的相關情況。當時，其妻楊淑慧也在上海。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市委宣傳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楊淑慧。
辦法也很簡單，找個車拉著楊淑慧滿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個月，終于找到一處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請董必武同志辨認。最后終于確定下來，即當時的“興業(yè)路76、78號”，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今天的“上海市黃陂南路374號”。當時房子已經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們今天看見的都是后來恢復的。
至于開會時間的最終確定，則依賴于陳公博的回憶。
會開到最后一天的時候，遇到了軍警搜查，于是大家緊急疏散。當晚，陳公博住進了上海“大東旅社”，據他后來回憶：當天夜里，他的隔壁曾發(fā)生了一起謀殺案，死者是一位年輕女士。
當時上海的傳媒業(yè)已經非常發(fā)達，這么轟動的事肯定會有報道。一查當時的報紙，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缎侣剤蟆房牵骸洞髺|旅社內發(fā)生謀斃案》；
同日，上海《申報》刊載：《大東旅社內發(fā)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開幕時間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央機關一直設在上海。
湖北武漢1926年，北伐軍攻占武漢。次年初，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同時，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等**中央領導率中央機關從上海遷至武漢。
上海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發(fā)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兩次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失敗，武漢已無立足之地?！鞍似摺睍h之后，1927年9月，**中央領導機關遷回上海，轉入地下工作狀態(tài)。
江西瑞金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fā)在上海被捕叛變。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央遭到嚴重破壞，當時**中央的實際負責人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員周恩來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
此時，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到半數，且主要負責人不在位，因此經共產國際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臨時黨中央，由博古以“總負責人”的名義負責，當時，他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從此，博古這位年僅24歲的年輕人走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
到1933年初，博古等臨時中央的領導人相繼離開上海來到瑞金，“紅都”瑞金成為臨時黨中央的所在地。
陜西省子長縣瓦窯堡鎮(zhèn)1935年10月19日，**中央隨中央紅軍抵達陜甘根據地吳起鎮(zhèn)，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當時的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從此到1936年6月，瓦窯堡成為**中央機關所在地，同時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政府和西北軍委（中央軍委的前身）所在地。
陜西保安1936年6月，**中央機關由瓦窯堡移駐陜西保安。
陜西延安1937年1月，**中央機關由保安遷至延安。從此另一個“紅都”延安作為**中央所在地達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1947年3月，內戰(zhàn)開始，**中央主動撤離延安，轉戰(zhàn)陜北。到1947年5月，中央機關進駐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1949年3月25日，**中央進駐北平，新中國成立后恢復原名北京。
前面說了，1927年9月，**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以后，隨即轉入地下工作狀態(tài)。
為適應當時嚴酷的形勢，保衛(wèi)黨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政治保衛(wèi)機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后來又成立了由周恩來、向忠發(fā)、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不言而喻，首先是保衛(wèi)**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另外還包括情報工作，營救被捕同志、懲辦叛徒特務，等等。
這其中，我們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懲辦叛徒特務，也就是所謂“行動工作”，這項工作，歸“特三科”，負責人就是顧順章，另外還有康生（那時他還叫趙容）等。
我們都知道，陳賡同志原來也做過秘密工作，不錯，陳賡同志是“特二科”負責人，負責情報工作。
另外，還有負責總務、后勤的“特一科”，負責人中，就包括參與處決顧順章家屬的洪揚生。
還有負責交通、通訊的“特四科”，負責人是李強同志。
李強同志是中國無線電臺的先驅，新中國成立后又成為新中國廣播事業(yè)的奠基人。改革開放后來被調到外貿口，美國“可口可樂”的生產線，就是李強同志主持引進的。
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顧順章了。
顧順章，生于1903年或1904年，上海寶山人，原名顧鳳鳴。顧順章本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一個工人，后加入青幫，以好勇斗狠而聞名，動亂年代，這種人最容易出人頭地了，因此顧順章在身邊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當了工頭。
1925年，顧順章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后進入上海市總工會，并加入中國**。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顧順章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
1927年，顧順章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6月，在**“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后長期在上海與周恩來領導**秘密工作，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顧順章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中國**的早期，學習前蘇聯的經驗，主要在城市中開展工作，廣大工人成為同盟軍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時間特別強調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從基層干部成為中央領導，顧順章就是這樣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
更典型的還有向忠發(fā)。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國**的代表大會居然在國外召開，足見當時國內的政治環(huán)境險惡到了何等地步！
經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fā)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向忠發(fā)，生于1880年，湖北漢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發(fā)任**湖北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27年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了“六大”，向忠發(fā)更一躍而成為黨的主席。
僅用了兩年時間，向忠發(fā)便完成了從黨的一名基層領導干部到“一把手”的飛躍。
這時，向忠發(fā)已經快50歲了，在當時一派年輕人的政壇中，也算是一個“另類”。
1926年，顧順章和陳賡等人被派往前蘇聯“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即所謂“格別烏”學習特工技術。
也許是有這個天分吧，據說顧順章在這方面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臺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其前身為“中統(tǒng)”）資料室主任萬亞剛在其《特務大師顧順章》中的話說：
“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并不長，但憑他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回來。文的方面：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武的方面：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跡等，可說是全能特務，夠得上稱為大師。在他以后，特務行列中，無人能望其項背?！?br/>
因此，顧順章很快就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風云，從無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國**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這就是著名的“**六屆四中全會”了。
說它著名，是因為在這次全會上開了一個特別不好的先例，即蘇共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粗暴干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選舉，使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畢業(yè)。1925年，年僅24歲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所以，從名義上講，米夫雖然是王明的老師，但年歲卻比他的中國弟子們大不了多少。后來米夫又升任校長，并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
早在1928年的**“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進入**高層，但沒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再次來華，半強制地要求**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不僅如此，連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都是米夫代替**領導層決定的。
不僅如此，在會議進行當中，米夫未經**中央，親自起草了《**四中全會決議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后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最終，原本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而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由于有米夫這位龐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實際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
在前蘇聯1937年的“肅反”中，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無情地槍決，僅活了37歲。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由于王明俄語好、馬列學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門生。
王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佼佼者。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到底是哪29個人，說法不一，比較通行的說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凱豐）、楊尚昆、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鑒、袁家鏞、徐以（一）新。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多是些才華橫溢的人，共同特點是熟讀馬列經典，俄語、英語脫口而出，激情四溢，極富感染力。唯一的弱點就是比較缺乏實際斗爭的經驗，對前蘇聯的了解超過對中國的了解。
王明于1929年回國。后在**中央宣傳部當《紅旗》報編輯，正是在此期間，王明寫出了他那本著名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后來更名為《為**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這個名字更加著名。
“**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在王明的提議下召開的。
王明掌權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邊的“小圈子”回國時間太短、資歷不夠、根基太淺，于是提出了“系統(tǒng)地改造黨”的方針，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級黨的領導機關”。
所謂“系統(tǒng)地改造黨”是個什么含義呢？
據《中央關于蘇維埃區(qū)域黨的組織決議案》的規(guī)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則在公開的領導政權的黨中一般的都是由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絕不容混淆與合并起來?！?br/>
說白了，就是保證王明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的各級、各層都能夠得到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
前面說過，1931年1月，根據**中央決定，成立**蘇區(qū)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由于當時周恩來還在上海的**中央任軍委書記，在周恩來未到任前，曾由項英、**先后代理書記。
實際上，周恩來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派到**蘇區(qū)的“中央代表”。
同樣，張國燾則被派到了鄂豫皖蘇區(qū)，扮演同樣的角色。根據《中央關于鄂豫皖省委的決議》：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qū)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qū)少共中央局書記。
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qū)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余，負那個區(qū)域領導責任的曾鐘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志們覺得我去那里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向往?！?br/>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即最初的決定，是周恩來去鄂豫皖蘇區(qū)，張國燾則去**蘇區(qū)，后來大家一致認為鄂豫皖蘇區(qū)更需要加強工作。而周恩來不能馬上到位，還是由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qū)為好，包括周恩來自己，也持這種態(tài)度。
所以后來有人說，幸虧是秉性相對比較恬淡的周恩來去了**蘇區(qū)。如果換成張國燾前去主黨，遇見主政的**，以其二人同樣的強勢性格，再加上本來就互相不大看得順眼，不知何以相處。
1931年4月1日，張國燾和陳昌浩離開上海，顧順章將他們護送到武漢，并交給了鄂豫皖蘇區(qū)派來接頭的秘密交通員。
正是在武漢，顧順章遇到了他的“天敵”——蔡孟堅。
蔡孟堅，1905年生，江西萍鄉(xiāng)人。
蔡孟堅“出道”甚早，1923年，還在萍鄉(xiāng)念中學的時候就加入了國民黨，后考上青島大學，畢業(yè)以后，蔡孟堅于1928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詞。因為這是國民黨自稱的，我們這邊并不承認。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北伐到此中止。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自說自話”地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這話一說又遠了，以后再說吧。
1927年8月25日，“寧漢合流”。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令軍事委員會“限期完成北伐”，蔣介石仍為北伐軍總司令并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
1928年5月，北伐軍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個掌權者、統(tǒng)治北京的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東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張作霖的死，意味著統(tǒng)治中國長達16年的北洋軍閥時代徹底結束。
1928年6月8日，閻錫山部率先進入北京，并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京津衛(wèi)戍總司令，全權負責接收北京事務。6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統(tǒng)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時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東北易幟”為標志，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正式納入國民政府版圖。
接著說蔡孟堅。參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堅投入“戰(zhàn)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手下，成績斐然，很快就收編了北洋軍閥的一個師，并將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9師，開到煙臺加入作戰(zhàn)。此事得到了蔣介石的專電嘉獎。
可能由于太年輕吧，缺乏“革命”斗爭經驗，23歲的蔡孟堅被人家結結實實地“涮”了一道，剛反正過來的那個“第49師”師長旋即復叛，差點把國民政府派來接管煙臺的幾十名“中央”大員“連鍋”端掉。幸虧蔡孟堅警覺，在最危急的關頭，把這些人救了出來。
事后追究此事，蔣介石親自與蔡孟堅談話，了解情況，蔡據實相告。
因緣時會，正是這一次談話，蔡孟堅得到了蔣介石的特別賞識。用他的話說：“蔣公認我無經驗而有冒險愛國心，當時獨賞我三千元，囑我稍事反省?！?br/>
蔡孟堅從此“簡在帝心”。
“反省”了幾個月，蔡孟堅找到蔣介石，要求安排個工作，蔣把他交給了陳立夫。
陳立夫當時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見到蔡孟堅之后，陳當即叫來“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介紹他倆認識。
“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就是中統(tǒng)的前身，此時，徐恩曾剛剛接任不久。
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務，比起戴笠來也不遑多讓。但他們倆的出身、經歷可不一樣，簡直是天壤之別。
戴笠出身社會最底層，徐恩曾則是富家子弟。
戴笠讀的是“社會大學”，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學生，畢業(yè)于上海南洋公學，后來又到美國學習電機工程。
所以，軍統(tǒng)跟中統(tǒng)的路數不太一樣，彼此長處、短處也有很大區(qū)別。
軍統(tǒng)辦事，往往“邪招兒”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來；中統(tǒng)的人，則多少有些書生氣。所以中統(tǒng)跟軍統(tǒng)較勁，經常吃“暗”虧，兩邊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統(tǒng)。
所以，搞軍事情報、殺人越貨，那是軍統(tǒng)的拿手好戲，但是要講“黨派斗爭”（不僅是針對**，一切黨派的活動，均在中統(tǒng)的視線之內），中統(tǒng)還是頗有些獨到之處的，不是浪得虛名。
這些不同，跟這兩個“掌門人”有很大的關系，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一個是“打流”出身，能一樣嗎？
徐恩曾跟陳果夫、陳立夫是表兄弟，比陳果夫小，但比陳立夫大幾歲。
所以，徐恩曾回國以后，就投到了“二陳”兄弟手下。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根據宣傳的需要，由陳果夫主持，要建立“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這也是中國第一座廣播電臺。具體辦事的，就是徐恩曾，他是這個方面的專家嘛，正是學這個的。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正式開播，徐恩曾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任臺長。
也正是因籌辦“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的需要，徐恩曾開辦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結果招進來一顆大“釘子”，等“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建起來了，又招進了兩顆大“釘子”——這事后面再說。
接著，徐恩曾進入中央黨部任總務科長，再往后，原“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葉秀峰跟陳立夫鬧脾氣，徐恩曾代理科長，從此開始其特務生涯，執(zhí)掌中統(tǒng)這個國民黨內最大的特務機構達15年之久。
陳立夫對徐恩曾說，這位蔡孟堅先生，是蔣先生介紹來的，暫且算你那兒的人，但不歸你管。他的工作任務，由我和蔣先生直接安排。
陳立夫雖然比徐恩曾還小幾歲，但卻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的話，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謹。
不久，蔡孟堅就為蔣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蔣介石秘密策反了馮玉祥部駐許昌的師長任應岐。
任應岐，我們在講“吉鴻昌案”的時候曾經說過，大家應該還記得。
蔡孟堅被蔣介石派到任應岐處，負責與“中央”的聯絡。
據蔡孟堅回憶：“某日，馮玉祥總部派傳令兵，給任應岐密送新發(fā)的密電本。密電本的前頁，列有其部各軍、師電臺的密號。當時，參謀處全部官兵集中，由馮玉祥總部點名發(fā)餉。傳令兵催給密電本的收據，我從桌上拿起日戳，加蓋收條。我將密電本秘藏身內，即到附近的許昌英美煙草公司。我見該公司收煙葉的車輛只要插英、美國旗，照例可通過雙方對陣的戰(zhàn)線。我即請求通融乘坐該公司煙葉車，前往馬牧集經商，竟得允許。我乘便車，安全到達。我見到蔣公總部的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特將密電本托毛慶祥面呈以火車作活動辦公地點的蔣公。毛慶祥即告知，蔣公對密電本非常重視。而后，我方參謀處傳出：利用該密電本，各軍、師番號用敵軍總司令的名義，調動敵軍部隊。因此，我方連收勝果。”
蔡孟堅的這一出，堪比“蔣干盜書”了。不過，蔣干是個大傻子，被別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
蔡孟堅可不一樣了，正如蔣介石所說：“你取來的密電本，勝十萬軍隊，中原大戰(zhàn)不久可結束?，F在第一個敵人打倒了，要應付第二個敵人?！?br/>
蔣介石所說的“第二個敵人”不問可知是**。蔣說：湖南、湖北的**活動很厲害，彭德懷占領了長沙，武漢也三天兩頭鬧暴動。所以派你做“兩湖特派員”，駐武漢。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任務。
蔣介石同時電告陳立夫，令其轉告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蔡孟堅對**有生殺權。”
蔣介石沒有看走眼——25歲的蔡孟堅，將在武漢成為一名“鏟共專家”。
1930年8月，蔡孟堅抵達武漢，就任“兩湖特派員”。
此時中原大戰(zhàn)已經爆發(fā)，原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被蔣介石調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接任的是何應欽。
蔡孟堅前去拜謁何應欽。何對他說：**趁著中原大戰(zhàn)，在湖南、湖北兩地實行“李立三城市路線”，來無影、去無蹤，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殺”的辦法。
按：何應欽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線”，在**黨史上稱為“立三路線”。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長期做勞工工作，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并且，南昌起義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議的。
在**“六大”上，李立三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隨后任中央宣傳部長兼秘書長，從此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
1930年3月，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去莫斯科出席“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當時適逢中原大戰(zhàn)，李立三錯誤估計了形勢，認為可以乘機奪取全國的勝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點名批評了**，而且口氣還非常嚴厲：“在全**事會議中發(fā)現了妨害紅軍發(fā)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qū)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zhàn)略。最明顯的是（紅）四軍**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并且滿懷豪情地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
1930年6月15日，**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再次嚴厲地批評**等：“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br/>
“你們固執(zhí)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br/>
“中央新的路線到達紅四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br/>
“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在這種形勢下，**、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1930年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長沙，也沒打下來。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懷曾率領紅三軍團，趁國民黨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隊第四路軍總指揮去湘南追擊桂系部隊之機，第一次攻打長沙，并占領了一個月時間，1930年8月撤出。
兩次攻打長沙，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之一是——何健為了報復，于1930年11月14日，殺害了**的夫人楊開慧同志。
后來，**、朱德轉而進攻群眾基礎比較好的吉安，一舉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
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隨后被免職，并被派往前蘇聯學習。
“立三路線”維持了僅僅3個月，但中國**和李立三本人，都為這3個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謂“即捕即殺”——按照武漢警備司令部頒布的《戒嚴條例》，共16條，凡觸犯其中任何一條即可處以死刑。
蔡孟堅很謙虛地說：“蔣公”臨時把我從中原戰(zhàn)場上抽調出來，到武漢鎮(zhèn)壓暴亂。但對付**，我沒有什么經驗。“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所以，我希望能與被捕的**談一談，才能了解他們的行動策略。
對此，何應欽也表示認可，并說他也覺得目前這種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槍斃的做法，確實不好。
于是何應欽當時就拿起電話問“軍法處”，有沒有現成的**可供訊問。一問說有兩個，明天就要執(zhí)行槍決。
蔡孟堅第一時間找到二人分別談話。他的審訊別開生面，不像別人那樣劍拔弩張，動輒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俗話說“軟刀子殺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堅這把“軟刀子”刺開了口子，供認一個叫宋惠和，另一個叫陳謙。
宋惠和，1907年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國**青年團。1930年到武漢以后，歷任共青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兼陽夏區(qū)委書記、漢口區(qū)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叛變以后，宋惠和為蔡孟堅制定出了一個“實施現場捉共辦法”。
所謂“實施現場捉共辦法”其實十分小兒科，就是我們在《紅巖》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當有**叛變之后，就給他配備幾個便衣特務，隨著叛徒滿大街溜達。一旦遇到原來的上下級或聯系人，馬上由特務現場逮捕。
蔡孟堅又去找何應欽，對他說，現在有這么一個辦法，我認為可行，但我是一個人來的，無人可用。
何應欽當即表示，他認識上海的一個洪幫大爺，此時正在武漢，可以讓他找些人供你驅使。
不久，蔡孟堅就組成了一個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幫分子以外，宋惠和、陳謙二人成了蔡孟堅的左右手。
很快，這個“小兒科”的辦法就收到了成效。
據武漢黨史資料記載，僅1930年9月到12月的4個多月時間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犧牲，其中包括長江局總行委委員兼漢口區(qū)行動委員會書記秦了君、武漢市委代理書記郭士杰、**中央長江局秘書長沈紹藩、湖北省總工會主席孫良惠、**紡織產業(yè)工委書記吳芳、武漢市委常委鄭德輝、市委書記陳洪周、長江局委員兼秘書長張采真、長江局共青團負責人袁樹人等同志。
同時，武漢市委秘書機關（漢口合興隆雜貨店）、武漢市委會議機關（漢口方正里8號）、長江局秘書機關（漢口湖南街5號）、長江局接頭機關（漢口第一賓館26號）、長江局接待機關（漢口中山路新成里）、長江局印刷機關（漢口張美之巷6號）等秘密機關被全部破壞。
由于從省市委到基層黨組織均遭破壞，1930年12月，**中央被迫決定撤銷長江局。
按：這里所說的“長江局”并不是抗戰(zhàn)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擔任負責人的那個“**中央長江局”。
1930年7月下旬，為實現李立三提出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中央決定在武漢建立中央派出機構——**中央長江局。主要工作是：“組織武漢暴動，準備在武漢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集中紅軍進攻武漢、長沙、南昌、九江、信陽等中心城市；組織地方農民暴動與武漢暴動配合；組織兵變與兵暴，配合武漢暴動?！?br/>
**中央長江局由項英任常委會書記。1930年8月7日，長江局與**湖北省委“合并”，黨團組織“統(tǒng)一”，成立長江局總行動委員會，簡稱總行委，書記仍為項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級，屬于**中央長江局的一名基層負責人。
這一下，初出茅廬的蔡孟堅聲名鵲起，短短幾個月，儼然以“鏟共專家”的面目出現在武漢三鎮(zhèn)。
“實施現場捉共辦法”僅僅是蔡孟堅的“三部曲”之一，后面還有之二、之三，當然，在當時，蔡孟堅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12月2日，一個**叛徒指使特務在武漢街頭抓了一個叫華夏的人，逮捕后一審，還真是**。再往深了問，華夏不肯說了，只是說，叫你們的“鏟共”負責人親自來談。
蔡孟堅當即“閉門審訊”，這一審，還真審出了一起“驚天巨案”。
被捕的華夏，真名叫做陳華，真實身份是**漢口區(qū)委書記。
原來，1930年11月，中原大戰(zhàn)以蔣方大獲全勝而告終，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會后巡視武漢。漢口工商組織準備聯合舉行“討逆勝利大會”，蔣介石將親自出席并演講。
據陳華供認，**已經打入大會的會務組，并主管分發(fā)入場券。他們拿到兩百張，這兩百張票，他們將從湖北各地分頭來到武漢，并分組進入會場，每組5人，當蔣介石上臺后，大家一起向臺上投擲炸彈。
不問可知，蔡孟堅當即令手下展開全城大搜捕，同時報告何應欽。因此，陳華的叛變，不但令刺蔣行動徹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員被捕。
蔣介石聽了何應欽的報告，大為高興，當然，他不僅是因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筆者相信，這種所謂刺殺行動，頭腦簡單的熱情多于冷靜嚴謹的設計，根本奈何不了蔣介石。
老蔣的身邊，先不說有多少護衛(wèi)——僅僅戴笠，從特務處成立的開初，就將自己手下的黎鐵漢派到了老蔣的身邊。
黎鐵漢，1904年生，海南定安人，軍校二期步科畢業(yè)。
黎鐵漢跟鄭介民是同鄉(xiāng)，又是軍校二期同期的同學，但他卻不是鄭派的人。
黎鐵漢的資格很老，第一、第二次東征和北伐他都參加過。
我們知道，黃埔早期的學生，尤其是一、二兩期，只要是“挺”過了北伐的，幾乎個個是國民革命軍“名將”。如果是我們這邊的，元帥、大將，也不在話下。
原因何在？
因為第一、第二次東征太殘酷了！
前幾期的學生，在第一、第二次東征的時候，都是以學兵的身份，直接編入作戰(zhàn)部隊去打仗的——槍子兒無情，他可不管誰是蔣校長手下的“天之驕子”，只要是一槍命中左胸，管你是軍校學生，還是長官的馬夫、勤務兵，一樣“回家”！
所以軍校早期的學生，在第一、第二次東征中大量犧牲，僥幸活下來的，后面跟著還有平定楊、劉叛亂，還有同樣殘酷的北伐。這個時候，早期的學生，都成為下級軍官，即便如此，犧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當屬革命軍人的典范——曹淵。在武昌城下，年輕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第一營營長曹淵以最軍人的方式、死在了勝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軍校早期學生中驚人的“成才率”，但往往忽視了有句話叫“一將功成萬骨枯”。
所以，黎鐵漢能從第一、第二次東征和北伐的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真的不容易。
別人都不說，就以他的同學鄭介民做比，同樣是軍校二期學生，1925年，黎鐵漢去參加東征，鄭介民呢？
人家到前蘇聯上大學去了——鄭介民也是前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專業(yè)。
一學就是兩年，1927年8月，鄭介民回國，這時，蔣校長的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立，鄭介民又跑到陸軍大學將官班去了。三折騰兩折騰，復興社成立，鄭介民成了特務處副處長了，就這人家還不愿意呢——上頭還有個六期的戴笠，覺得冤！
說那都沒有用！黎鐵漢也不是一般人，從軍校畢業(yè)當排長、連、營、團、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國民革命軍第88師副旅長。
1932年，黎鐵漢進入特務處，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將黎鐵漢推薦給蔣介石，任“隨節(jié)工作組”組長，專門負責對蔣介石的保衛(wèi)工作，公開職務，叫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特務組組長。
有黎鐵漢這等人物，給老蔣做警衛(wèi)，不是輕易可以相與的——據記載，蔣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驚無險，跟安保工作的嚴密，是有關系的——特別是相比于汪精衛(wèi)和楊永泰！
當然，事情都不是絕對的，西安事變，老蔣不是照樣做了階下囚！
直接針對蔣介石的刺殺案件，被蔡孟堅破了，而且證據確鑿，而且距蔡孟堅到武漢履新僅三個月的時間——可想而知，對這個25歲的年輕人，老蔣的心中，有多么嘉許！
有的時候，能夠賞識別人，也是一種成就，也能獲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別人的賞識為榮。
當長官的，則以能賞識別人為自己的成就。
蔣介石當即電令蔡孟堅到廬山匯報工作——此時，蔣介石正在對我中央蘇區(qū)進行第一次“圍剿”。
蔡孟堅到廬山晉見蔣介石，老蔣特地偕夫人宋美齡一起接見，聽了蔡孟堅的匯報，蔣介石大喜，當即發(fā)出“手諭”，晉升蔡孟堅為武漢行營少將參議。
25歲的蔡孟堅，參加工作僅兩年，就從一個“新大學生”成為國民革命軍少將。
不過，“武漢行營少將參議”，是一個虛銜，拿少將的工資，并沒有什么權力。
1931年2月1日，武漢行營成立偵緝處，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指定由蔡孟堅任處長?！罢娉鄙賹?，這可是實打實的。
同時，蔣介石獎勵蔡孟堅現大洋一萬。蔡孟堅沒有忘記他這一萬塊錢怎么得來的，他以原來手下那些幫會分子和叛徒為主，組建了偵緝處，同時把獎金分成兩部分，幫會分子和叛徒各獎勵一半，自己則分文未取。
這是蔡孟堅“鏟共”的第二部曲。
在“鏟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堅還遇到了一次危險，險過剃頭。
原來，蔡孟堅手下以陳華為首的幾個“自首”分子，準備殺掉蔡孟堅，重回革命陣營——他們對蔡說，打算在武漢辦一份報紙，名字叫做《醒報》，意思是“喚醒**”。
蔡孟堅當然很高興，并答應參加他們的“創(chuàng)刊”籌備會。
于是，這幾個人在漢口豐壽里7號找了間房子，預先準備了菜刀，打算屆時用打麻將的聲音做掩護，殺掉蔡孟堅。
這天是1931年1月22日。
可巧了，當天晚上蔡孟堅也在玩牌。請客的是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委員單成儀，先吃飯后打牌。
單成儀，1902年生，遼寧莊河人，軍校四期步科畢業(yè)。
在入伍生隊時期，單成儀分配在第一團第八連，這個連里，比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鳳也辭去保密局長職務，指定徐志道為局長。李宗仁要放張學良、楊虎城，找到徐志道，結果徐說他根本就不知道張、楊關在何處，把李宗仁氣得夠嗆。
與徐志道不同，單成儀是中統(tǒng)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統(tǒng)特務了?？箲?zhàn)勝利之后曾任中統(tǒng)東北區(qū)“總督導”，即中統(tǒng)在東北地區(qū)的最高負責人，中統(tǒng)改組為“中央黨部黨員通訊局”之后，續(xù)任黨通局東北區(qū)總督導。
更巧的是——單成儀的家，就離大家準備“做”掉蔡孟堅的現場——漢口豐壽里7號的樓下。
宋惠和——這時已經是蔡孟堅的秘書，來請蔡孟堅去開會——蔡孟堅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變了卦，對宋說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堅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也沒有說清自己當時是怎么想的，只是說當時輸了13塊錢，可能跟這個有關系，玩得興起，不想去了。
這個話，可能是真，我們都玩過牌，無論是輸是贏，有的時候，確實是欲罷不能。
不過，從蔡孟堅的個性看，這是一個工作十分敬業(yè)的人，不大可能因為娛樂、應酬等等而放棄工作。另外，上次老蔣給的一萬塊錢，蔡分文未取，都獎勵了手下，區(qū)區(qū)13塊錢，蔡豈能放在眼中！
現在看來，蔡孟堅極有可能當時已經有了警覺，或者是已經得到了情報，明了對方的意圖而做好了必要的處置。
當晚10點來鐘，樓上傳出了宋惠和的呼救聲，蔡孟堅迅速趕到現場，發(fā)現宋渾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堅當即通知武漢警備司令部封鎖所有車站、碼頭，進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條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個手下。
原來，對方早就買好了當晚11點的船票，打算殺掉蔡孟堅之后馬上逃往上海，結果因苦等蔡孟堅而不至，一怒之下，將死心塌地追隨蔡孟堅的宋惠和給砍了。
這回，蔡孟堅不再心慈手軟，將7人交軍法處審訊后，全部問成死刑，擇日槍決。
處決之前，7人中有一個人，從監(jiān)號中輾轉托人送出一封“血書”，發(fā)誓效忠于蔡孟堅，表示愿意繼續(xù)用“游街抓共”的方式，為蔡孟堅“再立新功”。
蔡孟堅考慮再三，可能是覺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這個人一條生路。
當然，蔡孟堅不會想到，正是這個人——將一個幾乎能改寫國、共兩黨歷史和命運的機會，交到了自己手中。
這個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據上海地方志記載，其本名游無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吳渾”、“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鑒于大家看到的多數文獻均稱其為“尤崇新”，那么我們也從眾好了。
尤崇新是江蘇人，1925年參加革命，并積極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從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擔任了三個月**滬中區(qū)委書記。
**滬中區(qū)委是為了組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而專門建起來的，1927年3月7日成立，最初叫**公共租界（滬中）部委，后改為**滬中區(qū)委。
尤崇新是**滬中區(qū)委的第三任書記，其前任張耘，即后來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qū)委，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會看到，有的文獻中說尤崇新是**江蘇省委干部，就是這么來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調到湖北工作。11月，**中央長江局重新組建武漢市委，市委書記就是尤崇新。武漢市委下設漢口、武昌區(qū)委和漢陽三個區(qū)委，前面講到的叛徒陳華，叛變之前就是漢口區(qū)委書記。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變。后參與了殺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動之后，尤崇新與其他6人再度被捕，準備擇日公開槍決。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給蔡孟堅寫了一封血書。
這個時候，據蔡孟堅回憶，“此時已接近五一勞動節(jié)”，推算時間，估計應該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沒有過幾天，尤崇新就給蔡孟堅送上了一份驚喜，蔡孟堅“鏟共”的第三部曲就此開始。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被捕，地點是在漢口特三區(qū)小高爾夫球場附近。
當時顧順章胳膊上還纏著塊白毛巾，似乎是正在準備與什么人接頭，結果被尤崇新撞見。
前面說過，尤崇新參加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而顧順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認出來了。
當即指示隨行的特務，“此人是上海暴動總指揮”，顧順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時的顧順章，已經屬于“中央領導”了。
兩人同為1925年參加革命，幾年下來，顧順章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對于后來顧順章的升遷和所從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堅得到的報告是，抓獲了“上海暴動總指揮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態(tài)度極為倨傲，直接提出要見蔡孟堅。當時蔡孟堅還挺奇怪，心想我是一個搞秘密工作的，這個黎明怎么會知道我是“國民黨在武漢負責人”。
見到蔡孟堅，“黎明”也不繞圈子，直截了當地說：我叫顧順章，在**黨內與周恩來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紅色保衛(wèi)局長”。
蔡孟堅這一驚非同小可！
顧順章是何許人也，不太清楚。周恩來是何等人物，蔡孟堅可是很清楚！“上海紅色保衛(wèi)局長”是干什么的，蔡孟堅更清楚！
“鏟共”居然鏟出這樣一條大魚來！蔡孟堅喜出望外。
那邊廂，顧順章還在大言不慚，要求盡快安排他會見蔣介石，他要跟蔣談談“國共兩黨合作事宜”。
蔡孟堅聽這人說話忒不靠譜，于是建議讓他先見一下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顧順章說：“見了何主任，還是說這幾句話?！?br/>
顧順章自我感覺良好，要見蔣介石，沒想到連何應欽都見不上。
蔡孟堅謁見何應欽，說有這么個人、這么個事。何應欽說我不見，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見蔣介石嗎？送他去見！
于是，循正常的報告程序，蔡孟堅向南京中央黨部報告：顧順章自首，希望能見到蔣委員長，“陳述其解決國、共合作的意愿”。
據顧順章后來回憶，他曾經提醒過蔡孟堅，“千萬不要往南京打電報”，但為什么不能打，他沒有明說。
蔡孟堅沒有理他這個茬兒——也是啊，這么大的事，蔡孟堅怎么可能不報告！
此舉鑄成大錯！
次日，蔡孟堅租了一艘小火輪，派一個排的憲兵，押送顧順章赴南京。自己則于次日乘飛機趕往南京預作安排。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歷史上最緊張的一個周末就要開始了。
蔡孟堅于4月26日趕到南京，首先到中央黨部去找陳立夫，結果中央黨部幾乎空無一人——有點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ㄌ炀频厝チ恕?br/>
接待他的，是張道藩——就是跟蔣碧薇搞婚外戀的那位，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當時兩人約好，張道藩去找蔣介石，看能不能安排會見，蔡孟堅則到碼頭去接顧順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
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在南京中山路305號——跟軍統(tǒng)一樣，中統(tǒng)主要負責人的辦公地點跟“調查科”的機關也是分開的，秘密設在一個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夠檔次的特務，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場所，別說來了。蔡孟堅接到顧順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這里來，圖的是保密，比較隱蔽。
此時已經是1931年4月27日，星期一。
蔡孟堅接上顧順章，兩人一塊到“中山路305號”。等車開到門口，新鮮事發(fā)生了——
顧順章一看“中山路305號”的門牌，馬上說：“這是**駐南京的秘密據點，你們趕快把地下黨員錢壯飛給抓起來！”
世間有無數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過于此——特務頭子徐恩曾的秘密辦公地點，居然同時也是**的秘密據點！
蔡孟堅氣壞了——你倒是早說呀，現在才說！我打了無數電報，都讓這個人給看了！
這會兒他終于明白了，顧順章為什么會知道他是“國民黨在武漢負責人”——徐恩曾的秘書就是**，那人家還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這時顧不上多說廢話，馬上去抓錢壯飛。
可想而知——錢壯飛早已遠走“壯飛”。
錢壯飛，原名錢壯秋，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
錢壯飛是一個聰慧無比的人。他本是學醫(yī)的，1919年畢業(yè)于國立北京醫(yī)科專門學校（新中國成立后改為北京醫(yī)學院，后并入北京大學），在北京的京綏鐵路醫(yī)院當醫(yī)生。
錢壯飛曾跟人合伙辦過一家電影公司，并自編自導自演過一部電影《燕山俠隱》，這是中國第一部黑白武俠電影。
他還教過美術，擅長書法、還精于無線電。
知識豐富，技能全面——天生一個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錢壯飛在北京加入中國**。1927年，錢壯飛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緝，只好離開北京。離京之前，錢壯飛將自己12歲的女兒錢蓁蓁送到黎錦暉辦的“中華歌舞團”學習歌舞，并拜黎錦暉為義父，從此改名黎莉莉。后來，黎莉莉成為與王人美、胡蝶齊名的電影明星。
按：黎錦暉，湖南湘潭縣人，中國現代流行音樂的先行者。與他的另外7個兄弟姐妹黎錦熙、黎錦耀、黎錦紓、黎錦炯、黎錦明、黎錦光、黎錦揚，并稱“黎氏八駿”。
其中大哥黎錦熙是著名語言學家、中國“注音字母之父”。當年黎錦熙在湖南辦報的時候，手下有幾個年輕人，幫著做些抄抄寫寫的事情，其中有幾個后來成了名，一個叫田漢，另一個，叫——**。
離京以后，錢壯飛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中當了一名軍醫(yī)，失去了組織關系。1928年，錢壯飛輾轉來到上海，因生活無著，無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辦的一個無線電訓練班。
當時，徐恩曾正在籌辦“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以及“中國無線電商報”，就辦了這么一個無線電訓練班，招收人才，同時也招電訊特務。
錢壯飛本就愛好無線電，又多才多藝，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錢壯飛與徐恩曾是湖州老鄉(xiāng)，有值得信任的基礎，就此，錢壯飛逐漸被徐恩曾引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把錢壯飛帶了過去，作為他的私人秘書。
此時，錢壯飛最需要的，就是同組織重新接上關系，方能決定自己的行止?？墒?，對于一個地下黨員來說，要找到組織談何容易！
就在這個時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農、胡底，同時出現在錢壯飛的身邊。
李克農，1899年生，安徽巢縣人。
李克農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1928年，因在安徽蕪湖從事革命活動，被當時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通緝，遂潛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在讀期間，認識了當時還在北京醫(yī)學?？茖W校就讀的錢壯飛，成為好友，1925年，胡底與錢壯飛夫婦同時加入中國**。
跟錢壯飛一樣，胡底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錢壯飛辦的“光華電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錢壯飛夫婦同時被通緝并離開北京，錢壯飛夫婦去了西北軍，胡底則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進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時，錢壯飛已經成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徐恩曾的秘書。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為李澤田的李克農，當時李克農任**滬中區(qū)委委員（尤崇新曾擔任這個區(qū)委的書記）。李克農跟胡底是安徽同鄉(xiāng)，曾一同在蕪湖從事革命活動。
錢壯飛、胡底，這兩個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終于與黨聯系上了。
經過胡底的牽線搭橋，1928年11月，錢壯飛、李克農、胡底，這后來享譽天下的“龍?zhí)度堋?，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攝影棚里風云際會。
都是黨員，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從政治上、從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錢壯飛講了自己這幾年的情況，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組織批準，不能擅做主張的苦惱。
確實，一個**員，加入一個具有濃厚特工背景的機構工作，且又得到對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實際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組織匯報，并得到批準，日后，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是絕對說不清楚的。
李克農腦子很快，馬上說，你一個人在里面孤掌難鳴，能不能再安插進一兩個人去，以為犄角，互相策應。
錢壯飛說行啊，目前正好有個機會，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公開招聘，組織上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派人打進去。
實際上，李克農的話不是隨便說的。回去以后，他便通過**江蘇省委向中央打了一個報告，建議充分利用這個良好契機，派人打入國民黨內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擔這個任務。
這個方案，得到了周恩來的批準，同時決定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一個黨小組，李克農為組長。
1928年12月，李克農考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做了一名新聞編輯，不久，經錢壯飛介紹，胡底也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正式成為一個特務頭子。錢壯飛作為他的機要秘書，形影不離，一切文書、電報往來，錢壯飛均有代拆代行的權利。
要說徐恩曾這事辦的也是真夠嗆，這么重要的崗位，僅憑個人的喜好就決定了。你了解這個人嗎？你調查過嗎？這么短的時間，看得準嗎？就讓他替你當家，要說放走幾個**還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腦袋沒搬家就算客氣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籌建特務機構“長城通訊社”，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同時，根據工作需要，李克農調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級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并由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與李克農保持單線聯系。
至此，傳說中的“龍?zhí)度堋薄X壯飛、李克農、胡底就成了楔在敵人心臟里的一顆“鐵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種機密情報，最先過目的，不是錢壯飛，就是胡底，然后分別報告在上海的李克農，再由李克農通過陳賡及時轉報**中央。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31年4月25日。
1931年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樣，勤奮的錢壯飛秘書仍在辦公室緊張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處理公務。
此時的漢口，蔡孟堅也在加班，幾個小時之內，他連續(xù)給徐恩曾發(fā)來6封“親譯”電報。
所謂“親譯”，我們前面講過，為了加強保密，往往在一個特工組織的常用密碼系統(tǒng)之外，另有一套密碼，由這個單位的第一負責人直接掌握，這樣，即使發(fā)生了泄漏，別人不掌握這個密碼，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雖然蔡孟堅沒有理會顧順章的警告，依然給南京發(fā)了電報，而且發(fā)得還挺多。但蔡孟堅做的并沒有錯，他給徐恩曾發(fā)的“親譯”電報，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譯不出來的。
錯的是徐恩曾，因為他的那套所謂“親譯”密碼，不光他有，他的秘書，他無比信任的錢壯飛手中，同樣也有一套。
至于這套“親譯”密碼，是徐恩曾主動給錢壯飛的，還是錢設計“搞”到手的，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碼本身。
實際上，不光徐恩曾，許多特工單位的負責人，都不會去撅著屁股“吭哧吭哧”地“親譯”電報，而是把這套密碼交給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去幫他翻譯。
據陳恭澍回憶，1939年3月19日，戴笠發(fā)給他的那通“著即對汪逆精衛(wèi)予以嚴厲制裁”的電報，就注明了“親譯”二字，這封電報就不是他自己譯的，因為他早已將密碼交給了特務方炳西，授權他代為翻譯。
可見，即使是特務，也不都那么循規(guī)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別出事就行了。
問題是——陳恭澍沒出事，可是到徐恩曾這兒就出事了，出的還是大事。
此刻，6封“親譯”電報，都送到了錢大秘書手中。
有一個問題需要判斷——如果徐恩曾當時就在辦公室的話，我們不知道錢壯飛有沒有機會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沒有那個時間——總不能當著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親譯”電報吧。
事實上是徐恩曾不在，錢壯飛豈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來，挺可怕——只能說顧順章的被捕太是時候了，蔡孟堅打電報的時機，掌握得也太若合符節(jié)了。
有的時候，世界上的事，的確需要氣運——而這個“氣運”在我們這一邊。
所謂大難不死、所謂敗中取勝、所謂咸魚翻身，都是需要機會的。此刻，機會就在錢壯飛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幾張紙。
錢壯飛依次譯出這6封電報：
“**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業(yè)已于昨日下午在漢口漢江關碼頭被捕?！?br/>
“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中央的重大計劃，欲面陳蔣總司令?！?br/>
“何長官電請陳部長，速報蔣總司令，調軍艦一艘即赴漢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寧?！?br/>
“慮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br/>
從前4封電報看，本來，蔡孟堅是想請老蔣單獨派一艘軍艦來接顧順章的，那樣顯然更保險，但后來可能是為了爭取時間，于是從民間找了一條船，想盡快將顧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5封電報：
“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將于明日飛抵南京，向鈞座稟報?！?br/>
“鈞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說，明天——4月26日，蔡孟堅就要飛到南京，與徐恩曾會面。
蔡、徐的會面，將要談些什么？錢壯飛不知道。
蔡孟堅是否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身份？錢壯飛同樣不知道。
按常理判斷，顧順章既然“有消滅**中央的重大計劃”，極有可能已將一切和盤托出。
如果這個判斷不錯的話，蔡孟堅一來——豈不立時拆穿“西洋鏡”！
最可怕的是第6封電報：
“切勿讓鈞座以外人知道，否則將中國**上海地下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會落空?！?br/>
“鈞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錢壯飛是誰！
作為后人，我們真的無法揣測錢壯飛當時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隨便誰都能具有的。
乘飛機的蔡孟堅，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4月26日，星期日。
坐輪船的顧順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4月27日，星期一。
換言之——
第一，至遲今天晚上，就得把情報送出去，才能保證在4月26日盡早找到李克農。否則，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沒有足夠的時間部署轉移，一旦延到4月27日，顧順章趕到南京，一切都太遲了。
第二，至遲明天上午，錢壯飛必須撤離。
打個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央如同驚濤駭浪中的一條小船，隨時可能傾覆。
筆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還有什么比喻，能夠更恰當地形容當時的險惡局面了。
要盡快地把消息報告黨中央，要保護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時要盡可能地保全自己，錢壯飛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抉擇。
這是一場比賽，時間就是一切，錢壯飛要與顧順章賽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與蔡孟堅跑一場。
對錢壯飛而言，兩場都是決賽！
此時最需要的是冷靜，所以，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種臨危不亂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換作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亂如麻。
然而錢壯飛不是“一般人”，他做對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來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員劉杞夫。
按：錢壯飛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是包辦婚姻，1914年，中學還沒有畢業(yè)的錢壯飛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鄉(xiāng)徐家的女兒徐雙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兒，取名為錢椒椒，錢椒椒的丈夫就是劉杞夫。
同年，錢壯飛考入了北京醫(yī)科專門學校，并在這里認識了女同學張振華。
張振華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屬于名門之后。張的家境比錢家好得多，經常資助錢壯飛，彼此逐漸暗生情愫，成為夫妻。生下了另一個女兒錢蓁蓁，后拜黎錦暉為義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還有兩個兒子錢江、錢皇。
張振華的弟弟張暹仲，是**早期黨員。1925年，經張暹仲介紹，錢壯飛夫婦和他們的好友胡底同時加入中國**。
劉杞夫，又名劉棲風，湖南寧鄉(xiāng)人。當時，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錢椒椒才16歲，可想而知，劉杞夫也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大男孩。
錢壯飛簡單地把情況講給劉杞夫聽——不能講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親的人，也要打個問號，另外講多了劉杞夫也記不住。并叮囑劉杞夫，馬上帶著錢椒椒，坐當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車趕到上海，務必找到李克農，把情況匯報給他。并將聯系方法教給劉，讓他重復了幾遍，準確無誤之后，才放心讓其離去。
行前，錢壯飛特別叮囑劉杞夫，找到李克農之后，必須馬上返回南京，了解進一步的消息，即便敵人已經偵知了錢壯飛的真實身份，也要回來。
劉杞夫遵囑而去。
錢壯飛又到另一個潛伏的工作同志處，以約定暗號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辦公處，他還有一件事情要辦。
作為徐恩曾的秘書，徐的一切銀錢往來，均由錢壯飛經手——錢不愿意“落”這個話柄在敵人手中，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錢，臨了還貪小便宜似的。
整理好了一切賬目，錢壯飛靜候天明。
4月26日一早，徐恩曾從上海瀟灑歸來，錢壯飛若無其事地將6封“親譯”電報交給徐，之后悄然而去。隨即登上了當天的第一班車，趕往上海。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錢壯飛的指示，劉杞夫找到了李克農。
幾經輾轉，錢壯飛的絕密情報終于送達了周恩來處。
這場賽跑，至此打贏了一半，錢壯飛搶在顧順章開口之前，將消息報告給了中央。
現在要看周恩來的了。
此時，周恩來面臨著一個抉擇——如何判斷這個情報的準確性。
并非不相信錢壯飛的忠誠——
整個**中央要來個大轉移、大搬遷，會有多大的動靜，可想而知，還得是在秘密的狀態(tài)下進行，還得在一天之內完成。
——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么大范圍的搬遷，本身就不保險、就面臨著造成某種暴露的可能。
敵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報，反間計，中了敵人的圈套，這個損失可就太大了。
此時，錢壯飛也趕到了上海，他一下車就到電報局，給在天津的胡底發(fā)了一封明碼電報，但電文是暗語：“克潮病篤。”
“克”自然是李克農、“潮”是指錢壯飛的另一個別名“錢潮”——“兩人同時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該怎么做。
接著，錢壯飛輾轉找到了剛剛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聶榮臻報到、歸隊。
錢壯飛的歸來，促使周恩來確信——顧順章已經叛變，一場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決心的時候了。
顧順章的叛變，后果很嚴重：
首先，凡顧順章認識的人，包括在滬的中央領導、****江蘇省委以及黨的基層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實身份和掩護身份，全部暴露。
在這里我們先來看一份名單，這是此前三個月剛剛經**中央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來的**核心領導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人：
向忠發(fā)、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王明、陳郁、任弼時；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
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顧順章、王克全。
除顧順章外，余下15人中，項英、任弼時、**3人在中央蘇區(qū)；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要不是為送他還出不了這場禍事）；**在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陳賡、陳云、康生、李維漢、博古等等。
由于顧順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對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幾乎都在黨的各種機關里，干著各種各樣的工作，每個人都認識幾個中央領導。
其次，所有黨的辦公地點、落腳點、聯絡點、交通站、電臺，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碼、接頭暗號、聯絡方式，全部作廢。
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太緊張了。
然而，對于周公來講，時間已經足夠了。
——所有**中央和**江蘇省委領導和工作同志，馬上安排轉移。
——所有顧順章熟識的工作崗位，立刻換用其他同志。
——所有聯絡點、交通站和電臺，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聯絡方式，全部廢止。
——所有與顧順章可能發(fā)生聯系的工作關系，全部切斷。
以上種種，終于搶在敵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損失。唯一的例外是關向應同志，當時他在上海職工聯合會工作，由于此前機關已遭敵人破壞，他沒有及時得到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結果在接頭時被捕，后被營救出獄。
當晚，周恩來率趙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員，對顧順章的家屬進行了必要的處置。
此時，已經是1931年4月26日的夜間至27日的凌晨。
這場比賽，我們終于跑贏了。
現在我們把視角轉回南京。
4月27日，從顧順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書錢壯飛是**。在徐的回憶中，是這樣說的：“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錢壯飛，原來是**派來的奸細，這使我大為驚訝。”
豈止大為驚訝，對于徐恩曾而言，不啻為晴天霹靂。
開始，徐恩曾似乎還有點不信：他說：“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于職守的干練青年，平日埋頭做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模范職員，竟是**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
當時，徐恩曾還抱著僥幸心理，派人去找錢壯飛，手下去查，回報說昨天就已經失蹤了。
事情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
這里有一個責任問題
——徐恩曾的秘書是**。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對原本極有可能的對**中央的徹底破壞“泡湯”。
——徐恩曾的上司是陳立夫。
這個責任誰來負！
一旦“蔣先生”追究起來，那就先不用考慮“摧毀”**中央的問題了——先想想“cc系”會不會被蔣先生摧毀吧。
而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蔣先生”可能摧毀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毀”徐恩曾。到那時，陳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時，蔣介石官邸打來電話，令蔡孟堅押送顧順章前去“謁見”。
現在，是到了整個“cc系”上下同欲、齊心協力、共同蒙騙“蔣先生”的時候了。
跟徐恩曾一樣，錢壯飛的“失蹤”，對于顧順章來說，也如同挨了一個霹雷——不，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兩個。
一是上海的**組織一定會在瞬間消失，他所謂的“消滅**中央的重大計劃”顯然已經泡湯。
二是他的家人，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結果，可想而知。
——好比“莊”上的一把好牌，本擬弄個莊提，結果不但沒“提”著，反而給別人點了一炮。
顧順章馬上請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護他的家眷。徐恩曾很夠意思，馬上派人去辦。
徐恩曾后來回憶：“當即由他（顧順章）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干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撲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br/>
這時蔣的電話來了，顧順章終于有機會見他最想見的蔣介石了。
張道藩很機靈，一聽說蔣要見顧順章，而且點名要蔡孟堅陪同，馬上飛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會兒就知道了。
蔡押著顧順章前往蔣介石處。路上，蔡孟堅問他，“你是否在輪船上已寫好**歸服我中央之大計？”
能有嗎？肯定沒有??！
顧順章全然沒有想到，剛下船就要去見老蔣，根本沒有全盤的籌劃。再說了，顧順章是個特工人員，打打殺殺是長項，搞政戰(zhàn)，他不是這塊料。
于是顧順章說，我準備請蔣先生承認**的合法存在，并改編其軍隊。
顧順章又說，“如錢壯飛逃上海租界，向周恩來告密，我的前程則必艱險?！?br/>
到了蔣處，張道藩已經在那兒預先等著了。
此時，蔡孟堅已經意識到：“張道藩了解了陳立夫組織內藏了大間諜，感到自己必會受到大懲罰。他自顧自的團體，就不談忠黨愛國了?！?br/>
見到老蔣，蔡孟堅介紹說：這位顧順章是**重要人物，希望能見到您，匯報他的一些想法。
蔣介石就站在客廳里，也沒有讓座。顧順章伸出手來，準備與蔣握手。
蔣介石沒有理他那個茬，只是很簡單地說：“你投向我方，甚為欣歡。以后將由蔡同志領導。”
此時，顧順章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蔣介石又對蔡孟堅說，你把他送回去，再來見我，我還有事跟你談。
蔣的態(tài)度，如同兜頭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顧順章可能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值錢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開始叛賣：
“有一案你可即辦，因**重要分子惲代英在滬被捕，偽稱自己為赤色群眾，已押送南京。我用錢運動了軍法處，就這數日內釋放。你可查明，重審判罪?！?br/>
惲代英，江蘇武進人，1895生于武昌。惲代英1921年入黨，屬于最早的一批**員之一了，同時他也是共青團早期重要領導，《中國青年》雜志就是他創(chuàng)刊的。
惲代英也是黃埔人，曾任軍校政治教官。當時他與鄧演達、高語罕和張治中等都屬于“左派”，被軍校中的右派分子稱為“黃埔四兇”。
1930年，惲代英任上海任滬東行動委員會書記，同年5月6日被捕，當時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處5年徒刑。正如顧順章所說，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敵人正準備提前釋放他。
顧順章又對蔡孟堅說：“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br/>
顧順章、蔡孟堅兩人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倆見的最后一面。
蔡孟堅將顧送回徐恩曾處，再回去見蔣介石。張道藩仍然在老蔣那里等著他——等著“看著”他。
張道藩，祖籍江蘇南京，1897年生于貴州。
張道藩于1921年入倫敦大學美術部學習，成為該院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留學生。
張道藩是一位極具藝術家氣質的人，其人英俊瀟灑、兼且多才多藝，號稱民國時期“藝術全才”。否則，作為一個政客，也不至于會鬧出那么一段天下聞名的婚外戀來。不過由是觀之，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還是比較寬容的。
據說張道藩在國外時就追求過蔣碧薇，沒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國太太。
1923年，張道藩還在倫敦上大學的時候，就結識了陳立夫，隨即加入國民黨，并擔任中國國民黨駐倫敦總支部評議部部長，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開始，從此終身不離“cc系”。
你別看張道藩一個畫畫的，他也干過特務。1928年，陳立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繼任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的就是張道藩，不過他干的時間很短即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張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吳大鈞、第四任是葉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從這兒論起來，張道藩還是徐恩曾的前輩呢！
挺有意思，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這幾個頭頭，陳立夫和葉秀峰是學礦的，吳大鈞是學統(tǒng)計的、張道藩是學美術的、徐恩曾是學電機的，都跟特務八桿子打不著。
張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員，作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張道藩是替陳立夫看家的，前面我們說過，當時的“秘書”與現在的秘書不是一個概念，是很管事的。從哪個意義上講，張道藩都要維護陳立夫、維護徐恩曾。
反觀蔡孟堅，他并不是“cc系”的人，嚴格地說也不屬于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只不過機緣巧合，老蔣賞識他的才氣和干練，讓他主持一個地區(qū)的**工作，等于為陳立夫義務打工。作為蔡孟堅，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對于這些人的做派，蔡孟堅還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錢壯飛這個“大婁子”之后，蔡孟堅已經成為“cc系”眼中的一顆“炸彈”，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爆炸。
因此，張道藩在這里坐等蔡孟堅，隨時準備“打岔”。
蔡孟堅是何等聰明的人，早就看出來了：“張道藩仍留在會客室，以便監(jiān)視我向蔣公密報陳立夫、徐恩曾手下掩護錢壯飛間諜案，足見陳家黨組織堅固。”
蔡孟堅在張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謁見老蔣。蔣介石告訴蔡孟堅應“如何利用顧順章作向導，再破重、要案?！?br/>
蔡孟堅就便把惲代英的事告訴了蔣介石，蔣毫不猶豫，令蔡將惲代英立刻處決。
蔡孟堅有點負氣地說，這事您最好交給張道藩先生去辦。
1931年4月29日，惲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軍人監(jiān)獄就義，年僅36歲。
從蔣介石官邸回到徐恩曾的辦公處，令蔡孟堅沒有想到的是，徐恩曾已將顧順章轉移，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要說徐恩曾這事辦得也真是夠小家子氣的，再怎么說，顧順章也是人家蔡孟堅抓來的，要處置也得跟人家打個招呼，假裝商量商量啊。
這人沒勁！
沒有辦法，利益面前，顧不了那么多了。
偏巧張道藩還不放心，又追到飯店里來，對蔡孟堅說：如果按照蔣先生的指示，你確實應該留在南京，繼續(xù)指導顧順章一案。但是你是“兩湖特派員”，南京、上海兩地不是你的工作范圍，對此，你要慎重考慮。
看著“cc系”這幫人這樣明目張膽地“把持朝政”，欺上瞞下，蔡孟堅極為憤慨，南京，他是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張道藩剛走，徐恩曾的搭檔、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總干事張沖又來找他，說：你抓了顧順章，“功在黨國”。以后回到武漢，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公事、私事都可以。
這個話聽在蔡孟堅耳朵里，基本上等于直接下逐客令了——“你還不趕緊回武漢！還在南京這兒待著干嗎呀？知道不知道自己討人嫌?。 ?br/>
至此，蔡孟堅真的是已經心灰意冷，后來他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我年僅二十三歲（原文如此。實際當時蔡孟堅應為26歲），已在人生中體會得失利害，如果勉強遵蔣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顧順章已被隔離，無法利用。陳立夫、徐恩曾為蔣公浙籍親信，無能對抗，只好回武漢行營偵緝處機構?！?br/>
實際上，我們仔細體察張沖的話，還不是那么簡單。張沖其人，可不是一般水平。
張沖，1904年生，浙江樂清人。張沖字淮南，因此許多人習慣稱其為張淮南。
張沖也是大學生，1922年考入交通大學北京鐵道管理學院，1925年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并加入國民黨。
張沖曾于1926年赴前蘇聯莫斯科短期學習，后來因反對張作霖被逮捕，給判了三年徒刑。張學良上臺后，張沖被釋放，并任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特派員，從此逐步進入“cc系”核心層。1929年進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任總干事。
由于張沖的特殊經歷，他在調查科中，被看做“留俄系”。張沖通俄語，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俄國人，因此，張沖跟陳立夫等留學西洋回來的相比，屬于另一路，獨樹一幟，有自己的班底。
張沖與徐恩曾，不是太對付，聽他對蔡孟堅說的話，明顯有拉他的意思，希望能為己所用。
生擒顧順章、“功在黨國”的蔡孟堅，不但沒有得到褒獎，反而窩了一肚子氣。一怒之下，蔡孟堅當即飛回武漢，旋即辭去“兩湖特派員”職務，從此“直接退出**組織”。
蔡孟堅的一生，以“鏟共專家”著稱，俗話說：“炒股炒成股東，炒樓炒成房東”，蔡孟堅則是“鏟共鏟成專家”。
其實，他全部的“鏟共”生涯，不過9個月而已！在其96歲的一生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1932年底，蔡孟堅任湖北省會警察局局長，從此進入政界，“一心改良警政機構”，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漢棄守。
后來，蔡孟堅曾任蘭州市市長，頗有一番作為——建設蘭州，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1931年4月28日，徐恩曾、張沖，率領大批特務，殺氣騰騰地來到上海。
為防止“紅隊”的暗殺，顧順章并未與他們同行。
徐恩曾鼓勵他手下的特務說：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兩個最重要的目標。一是**中央、江南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一是**黨首。兩個目標，哪怕只有一個成功，就是不朽殊榮。屆時，我將親自面陳蔣主席，為諸位請功晉升！”
由于周恩來的緊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損失，但是，畢竟只有一兩天時間，全部轉移難度很大，因此，還是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用徐恩曾自己的話來說：
“顧順章轉變之后，我們在全國各地與**作地下戰(zhàn)斗的戰(zhàn)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系的結果，由于他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fā)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于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jié)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后，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于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xù)破獲，使**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chuàng)嚴重的地區(qū)，竟至無法恢復組織?！?br/>
除惲代英以外，直接被顧順章出賣的，還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鄉(xiāng)人。
1918年，蔡和森與**一起創(chuàng)辦了新民學會。當時大家評價說：“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潤之是實踐家。”
后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后加入**，并于1922年**“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當選中央委員。在**“五大”上，被蔡和森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1年年初，剛從前蘇聯回國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復剛被破壞的廣東省委。因廣州已無法立足，不得不轉移到香港。
1931年6月，經顧順章叛賣，港英當局將蔡和森引渡給廣東軍閥，于1931年8月4日英勇就義，時年也是36歲。
顧順章叛變的第三個惡果，是間接導致**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的被捕并叛變。
1931年6月22日，本已安排轉移的向忠發(fā)，因故耽擱，結果被捕，并立即叛變。
向忠發(fā)的叛變，相對損失不大。究其原因，向雖是“掛名”的總書記，但從他上臺，實權就不在他手中，一開始是李立三，后來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軍事工作，有周恩來去做；秘密工作，具體的都掌握在顧順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聽著好聽，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掌握的情況也不是特別多。
所以，向忠發(fā)“叛”是叛了，可是跟顧順章不一樣，他手中沒什么可“賣”的，不值錢。
另外，向忠發(fā)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毛病——貪圖享樂。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連國民黨特務都瞧不起他，認為他不像是一個真正的**。徐恩曾回憶說：
“他被指認出來之后，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zhàn)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屈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于我們意料之外?！?br/>
一個人，如果讓敵人都看不起，那這人就完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fā)在上海被槍決，時年51歲。
顧順章叛賣的第四個人，是楊登瀛。
楊登瀛是著名的雙面間諜了，也是個傳奇，為我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為人機警，始終沒有引起懷疑，結果這次也被顧順章一并“抖摟”出來。
出事之前，陳賡曾向其示警，但楊登瀛自恃與張道藩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沒有撤離。
事實也是如此，用蔡孟堅的話來說：“楊登瀛系張道藩的朋友，終于入獄后被釋放?！痹捓镌捦?，對此也頗為不齒。后楊登瀛曾任國民黨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楊登瀛的事跡，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到網上去查，筆者就不寫了，否則這個章節(jié)就太長了，真成大雜燴了。
1970年冬，楊登瀛在上海去世。
顧順章叛變的第五個后果，也是最嚴重的一個，是**中央最終不得不遷離上海。
盡管通過周恩來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中央領導和中央的組織機構，但保護并不是目的，最終的目的是能夠繼續(xù)領導中國革命。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腳點均已不能使用，領導人員和領導機構每天忙于轉移、隱蔽，常常是剛找到一個適合的落腳點，突然又傳來消息，某某又叛變了，請立即轉移。很顯然，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無法正常開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聯絡點、交通站和聯絡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間聯系的渠道被切斷，各種命令、指示都難于發(fā)布出去，遑論執(zhí)行！
因此，在顧順章叛變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央的工作實際處于癱瘓狀態(tài)，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難以立足，危險程度越來越大。
我們經常使用“白色恐怖”這個詞來形容**早期所面臨的形勢，毫不夸張地說，到了1931年的這個春夏之交，“白色恐怖”應該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為保存革命的火種，中央不得不決定，逐漸將黨的重要領導同志撤離上海。
最先離開上海的，是當時**中央實際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赴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代表。
這一去，王明再回國的時候，已經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1937年11月。
臨行，王明提議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康生、陳云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以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為常委，以博古為“總負責”。
這一“總負責”，博古一下從1931年9月負責到1935年1月。在早期的**中央的實際負責人當中，既是時間最長的，也是年紀最輕的——“下臺”的時候，都不到28歲。
博古，原名秦邦憲，1907年生，江蘇無錫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的譯音（俄語“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繼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青年團，同年考入上海大學，并加入中國**。1926年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干事，同年秋赴前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博古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1930年5月回國，1931年1月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31年4月任團中央書記。1931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總的責任，當年，博古剛滿24歲。
第二個撤離的，是處境最危險的周恩來，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qū)首府瑞金，就任當年年初就已決定讓他擔任的**蘇區(qū)中央局書記。
臨時中央在上海又堅持了一年，終于無法立足，于1933年1月轉入中央蘇區(qū)。
從此，上海結束了作為**中央所在地的時期，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開始了。
顧順章事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方面，它給我黨帶來了嚴重損失。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央的一次新生。
試想，如果沒有顧順章事件，**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等人依然被視為“土包子”，依然處于邊緣化地位，依然屬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進程，會是一個什么走向，還真不好說。
相反，**中央遷到瑞金，雖屬無奈之舉，客觀上卻大大加速了理論派與“土包子”的融合，雖然在“融合”的過程中付出了沉重代價，但畢竟“吹盡狂沙始到金”，選擇與淘汰的過程，本就是這么殘酷。最終，中國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這就是成長的代價吧。
鑒于顧順章窮兇極惡、喪心病狂，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親自簽發(fā)了對顧順章的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wèi)隊，并通告全國工家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qū)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qū)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zhàn)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zhàn)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br/>
雖然顧順章沒有破獲**中央，但從總體看，徐恩曾對顧是滿意的，也十分看重其在特工方面的經驗和“才氣”，他說：
“我們決定對他的態(tài)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br/>
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顧順章著實過了一段風光日子。
先是經特務王思誠介紹，顧順章新娶了一個太太，徐恩曾為其大辦婚事，據說蔣介石還親自送了禮金，令顧頗為露臉。
接著，為了發(fā)揮顧順章的長項，徐恩曾給顧順章委以重任——為調查科培訓特務。
對此，顧順章可謂傾情投入。
一方面，顧把他從前蘇聯學來的東西和他自己的體會，編寫出了一套教材，分為《組織工作》、《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行動工作》、《審理工作》等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極為滿意，譽為“特工圣書”。
另一方面，徐恩曾從特務中挑選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顧順章對他們進行特工訓練。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濟美。
史濟美，軍校六期，1930年6月進入黨務調查科。1931年6月起，作為第一期的四個特務之一，接受了顧順章的3個月培訓。1932年11月，史濟美化名為馬紹武，派任調查科上海區(qū)負責人，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黨部駐上海特派員。
不到一個月，史濟美即逮捕了盧福坦。
盧福坦，生于1890年，山東泰安人。盧福坦是王明離開上海前圈定的“臨時中央”3名常委之一。盧被捕以后很快叛變，成為繼顧順章、向忠發(fā)之后叛變的極少**高級領導人之一。
另外，史濟美還曾在上海逮捕了陳賡、廖承志等人（后均被營救出獄）。
1933年6月，史濟美被我“紅隊”擊斃。
在特工技巧方面，顧順章的“專業(yè)”水平得到了特務們的交口稱贊。
黃凱是1929年加入調查科的“老資格”了，他說：
“顧順章自首后，儼然成了天之驕子，中統(tǒng)與軍統(tǒng)都尊之為奇貨，什么緣故呢?一、他對特務工作確有精明之處，如經他所繪圖監(jiān)制的各種假發(fā)、假須、假牙等化裝用品，用起來真是惟妙惟肖。二、培養(yǎng)特工人員，有一套辦法，成效快。三、鼓其如簧之舌，堅決表示以后終身**?！?br/>
曾在顧順章舉辦的第二期特務訓練班學習的特務林成蔭則說：
“訓練內容是顧順章主講‘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都是一些打槍、擒拿、格斗、化裝、盯梢、守候等特務技術，顧順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此道卻經驗豐富，不愧為老手。結合他過去在**‘紅隊’的經歷，侃侃而談，頗能吸引人。”
由于有了顧順章，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水平，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達成了一個飛躍。比調查科晚成立幾年的特務處，之所以始終在**方面拿不出像樣的“成績”，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顧順章這樣的“人才”，有很大關系。
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請顧順章去為他們進行訓練，黃凱回憶說：
“顧順章原本由徐恩曾、張沖二人親自領導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來戴笠請求老蔣條諭中統(tǒng)負責人，有一段時間由顧襄助軍統(tǒng)工作。顧順章就利用中統(tǒng)與軍統(tǒng)的矛盾，從中挑撥離間，徐恩曾與戴笠簡直如仇敵一樣。當時在中統(tǒng)、軍統(tǒng)兩個組織中有一種說法，顧順章經辦的大案歸軍統(tǒng)，小案歸中統(tǒng)。有時中統(tǒng)和軍統(tǒng)為爭奪案件的承辦權在老蔣面前大吵一場?！?br/>
可想而知，顧順章總這么“腳踏兩只船”，肯定沒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兩大特務頭子之間搞平衡，可想而知會是個什么結果！
另外，據許多中統(tǒng)特務回憶，有一段時間，顧順章野心膨脹，企圖在國民黨特工內部建立自己的班底，還企圖成立政治組織。
如黃凱所說：
“顧順章經過1年多的苦心經營，已在特工系統(tǒng)掌握一部分權力，經他訓練的行動大隊有1000人，他有權進行調遣。自首人劉英等向徐恩曾檢舉顧順章招兵買馬，妄圖組織新中國**，并蓄謀把千人行動大隊作為他的武裝基礎，聚眾起事，消滅包括老蔣在內的黨政要員?！?br/>
徐恩曾則認為，顧順章曾暗中與**有所聯系，他說：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戰(zhàn)斗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
以上說的，都來自于對方陣營的回憶，沒有任何其他佐證。個人認為，顧順章重新與我黨聯系云云，純屬子虛烏有。顧順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個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邊”去，等待著他的是什么。徐恩曾說的，極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顧順章的需要而“栽贓陷害”。
至于說他企圖培養(yǎng)自己的班底，倒是有這個可能，顧順章本是一個膽大妄為又不知輕重的人物，這種人最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兒你吹我拍地這么一通煽呼，頭腦一熱，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不管因為什么吧，顧順章最終被槍決，時間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6月的這段時間里，槍決的地點，一說在蘇州，一說在鎮(zhèn)江。
顧順章的生卒年，在歷史上的記載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說他活了約31歲。
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也帶來了深刻的教訓。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楊之華同志，曾于1938年以“杜寧”的署名寫了一篇《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深刻反思了顧順章事件的根源與教訓，今天看來，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義，特附錄于本章節(jié)最后。
由于顧順章的叛變，錢壯飛、胡底顯然已經不適宜繼續(xù)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8月，二人輾轉進入中央蘇區(qū)。
此后，錢壯飛歷任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某部部長、中革軍委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和中革軍委情報局（二局）副局長等職。
很可惜，錢壯飛在長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時間大約是在1935年的3、4月間。
換句話說——從1931年4月25日送走劉杞夫，直到犧牲，錢壯飛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的家人！
胡底更可惜，曾任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執(zhí)行部審訊科長的他，于1935年9月被冤殺。
據說，錢壯飛離開南京的時候，曾給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內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的家眷，話說得很客氣，但留了一個很不客氣的“尾巴”——否則，就要公布徐的一些**。
這件事，正史不載，徐自己當然也不可能提起來。不過，他確實沒有過于為難錢壯飛的家眷倒是真的。
當時，錢壯飛的妻子張振華在上海醫(yī)院婦產科當醫(yī)生，得到李克農的通知，張振華提前躲了起來。1931年4月28日，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錢壯飛的家中搜查，只有錢的老母親在家。特務們騙老太太，說：“有一大筆錢等著錢壯飛簽字，簽了字，這筆錢就是你們的了。”
孰料，老太太確實不知道錢壯飛已經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務們拿一個老太太也沒什么好辦法，只得悻悻而歸。
1931年4月26日，錢的女婿劉杞夫在把情報交給李克農之后，遵照錢的囑咐，準備即刻返回南京，打探進一步的消息。當時李克農非常不忍，因為誰都知道劉杞夫一回去，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嗎？
但岳父的話同時也是黨的指示，劉堅持要回南京，李克農只好囑咐他一切小心。
據錢椒椒新中國成立以后回憶，1931年4月26日上午，他們夫婦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個小時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備司令部，三個多月以后被釋放。
不久后，黨組織派人與他們聯系，告知錢壯飛已離開上海，讓他們暫回劉杞夫的老家湖南鄉(xiāng)下。此后，劉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戰(zhàn)勝利后去世。新中國成立以后，錢椒椒帶著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
錢壯飛的兩個兒子錢江、錢皇（后改名為錢一平）后被組織送往陜北公學學習，錢江后來成為導演。
錢壯飛的另一個女兒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歲。
“龍?zhí)度堋敝形ㄒ灰姷礁锩鼊倮氖抢羁宿r，1955年，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1962年逝世，享年63歲。
還有兩個人不得不提。
一個是指認顧順章的叛徒尤崇新。這個家伙居然給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為游浮，潛伏在某部級單位，在“肅反”中被揪了出來，于1953年被槍決。
另一個是叛徒宋惠和。1931年1月22日，陳華等人本擬將宋惠和殺掉，但匆忙中沒有殺死。宋撿了一條命，傷愈后化名周大烈，任武漢行營偵緝處少校特務長。后歷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第三科調查組組長、南昌行營特務隊副隊長、保定行營調查科代理科長等職。后隨南昌行營調查科轉入戴笠的特務處，1937年曾任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第一科科長。
新中國成立前夕，宋惠和在四川新都寶光寺受戒為僧，法名果印。1950年3月，宋惠和向我公安機關自首，后被判處無期徒刑。
附錄：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
顧順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煙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幾年他是在廠擔任工頭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罷工中加入**。入黨后他擔任南洋工人支部的書記，曾領導過幾次南洋工人的罷工。后來他擔任上海區(qū)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擔任訓練武裝上海工人的工作，即準備上海各次的暴動。在暴動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裝工人糾察隊的隊長。自四月事變后，他即擔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間被捕時止。
顧順章的特點：
1人矮，精干，多計謀，滑頭，勇敢，變戲法的技術很高明。
2不多說話，他不曾對同志說過自己的履歷和社會關系。
3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說話。
4生活浪漫。
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間，中央要他赴漢，為了要他去布置白區(qū)與赤區(qū)的交通路線。路線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兩湖的**機關和軍隊中的關系告密，同時他供出了中央五個重要地方：向忠發(fā)的；周恩來的；瞿秋白的；中央秘書處；特科的機關。
因他的告密，在兩湖的白軍中的重要同志和負責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報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預先遣移，警察們白白地慌亂了一次。但是顧順章解京后，他積極地替國民黨做破壞**的工作，他在國民黨做了剿共特務隊的隊長了。他的方法如下：
1利用他的家屬關系來找黨找同志，但因當時中央組織嚴密，不得發(fā)生效驗，反在他老婆房間內被我們抄著了一個顧順章親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未發(fā)出的信。內容大概說“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第三黨、取消派等等的各種組織關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給蔣介石……”。因此，他的叛黨動機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經過了一個動搖的時期。
2他經常地利用同志們的社會關系。譬如他知道同志們家庭的關系、親友們關系或戚友的戚友關系。他經常地布置著走狗等著我們同志去發(fā)生社會關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動分子找關系。他曾用這樣的方法威逼過我與秋白，但因我們及時得報，與社會關系刮斷，不得乘機。他知道向忠發(fā)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個不懂向忠發(fā)是有**關系的不會戒備的人。他就利用這個弱點，——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紹一個女傭人給向忠發(fā)的老婆過的。但在老顧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墒前崃朔孔又?，向妻與過去的裁縫店仍舊始終發(fā)生關系。因此老顧就利用被解雇的女傭人去問裁縫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處。并且老顧派此女傭人直接跑到向家。當時向即借口而從后門逃出，對妻說綁匪來了。當天中央就設法搬向妻和陳林同志妻（她與向等同住在一處）。但敵人已追蹤此關系，結果向忠發(fā)即被捕。
3利用一切被捕叛黨分子，滿布街頭，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電車站上，甚至小菜場上，見重要的即下手，見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軍委的破壞，陳賡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們在小菜場見了陳賡之妻盯梢的結果。而陳賡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顧知道陳賡之妻的娘家的關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
4他布置房子出租，見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為他知道我們同志的行動、服裝等。
5他布置走狗當旅館、輪船上的茶房，偵察來客。
6布置暗探到黨的機關里來，特別在江蘇方面。羅敦［登］賢同志的被捕，即被全總的秘書告密而致。
總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來破壞我們。自然敵人得他幫助之后，破壞**機關的方法比過去要進步得多。而我們也得到了些寶貴的教訓：
1黨對于同志們思想上、政治問題上的檢查很缺乏。像顧順章所擔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發(fā)表任何政治意見，而同志們并沒有來注意這一個問題。雖然他是一個老黨員，雖然他在過去執(zhí)行黨的決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內容是什么？我們就沒有加以研究。他沒有了解主義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沒有革命意識的內容。上海一般的流氓無產階級，好勇是實在的，但是他正因為沒有革命意識的內容，不能為保護自己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斗爭到底，甚至做了階級的叛徒。顧順章便是上海流氓無產階級的典型。
2黨對于同志們日常生活上的檢查很缺乏。例如對于顧順章生活的腐化（吸鴉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等等的行動沒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務工作的關系一日加一日地墮落，沒有惹人的注意。然而從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變不是偶然的。而我們對于他不好的傾向——叛變的預兆，沒有加以及時的警惕。
3雖然自他被捕后當時的中央及時地加以戒備，以致他所告密的五個重要地方無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機關的同志還是缺乏經常的警惕，例如向忠發(fā)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沒有去避免。
4雖然顧順章所負的工作重要，但我們不應該給他知道許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這不但對于他，就是對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黨生活時候，每個負責同志知道黨的機關必須有限止的。否則，一人被捕即動搖了一切機關。
5在顧順章的叛變的教訓里，使我們黨提拔干部時必須加以質量上的選擇，就是說人的質量。顧順章是工頭出身，是有極濃厚的流氓性的。對于這樣的人，我們相信他必須有限度的。自然我們可以利用他的長處，但是必須警防他的短處，不能給他占據黨的最重要的領導工作。
6對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別對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說過去對于顧順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極少，甚至可說沒有做。他入黨直到出走，沒有改變他絲毫的習性。如果我們對于他抓緊政治教育，特別在實際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經過長期的黨的生活之后不能改變他的性格。這個教訓對于黨有極大的意義。如果我們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變他，而經過他可以改變在他周圍的工人群眾，因為在上海像他一類的工人成分——流氓無產階級成分占有相當的地位。
杜寧寫于克拉奇克療養(yǎng)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